【深度報導】78案僅5案無效！ 「老師裝會、輔委沒空」不適任教師輔導現隱憂

根據調查，113學年共有78案被認定為教學不力的教師接受輔導，僅5案輔導無效，然而「有成效」的個案真的有效？輔導員坦言，最常遇到教師「演戲」應付，只在委員到校時配合，而教育部雖稱人力充足，現場卻頻傳「找不到人」的困境。此外，目前被停聘、解聘的教師約半數未接受輔導，未來仍可以重回校園，專家呼籲應擴大輔導範圍，而除了事後輔導，更應建立事前預防、支持機制，讓老師在被認為不適任前，能有機會呼救。

2025年走到尾聲，教育部依然一個頭兩個大，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自2019年《教師法》修法迄今爭議不斷，教育部也預告將於年底啟動修法改良，然而不僅如何受理投訴、展開調查的爭議未有定案，輔導、協助機制也被期待改善。

國家人權委員會在12月公布了《檢視校園師對生暴力處理機制》專案報告，分析4641筆案件後指出，目前教師遭調查成案後，後續輔導缺乏明確指引與評估標準，此外涉及停聘、解聘的案件裡，約有半數教師完全沒接受後續輔導，就能重新回到校園。

國家人權委員會在12月時，發表師對生暴力案件處理機制調查報告。資料照，吳尚軒攝

對此，《太報》深入採訪多位輔導員、教師與學者，試圖釐清現行輔導機制的實際困境與改善方向。

22案「輔導有成」 後續評估待檢驗

目前《教師解聘辦法》規定，教師若根據調查被認定為有《教師法》第16條「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情形，而有輔導改善可能者，學校應自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輔導。

根據國家人權委員會調查，113學年共有78位教師因此接受輔導，除了35案尚在進行中，16案正在申請或因其他因素無法展開、繼續外，已結案的27案裡，5案無效進行解聘程序，22案已經輔導有成結案。但報告裡表示出，看似有成的輔導機制，涉及未有相關指引及後續評估機制，所謂的有效並未確實如此。



目前若需要輔導，會由學校自組輔導小組，或向縣市的專審會申請3位輔導員入校協助，至少為期2個月。許玉珠是桃園市的國小主任，同時也是專審會輔導員，迄今已輔導超過20案。她指出，輔導員開始輔導前，會先收到調查報告，再根據調查屬實部分擬訂輔導計畫，她目前接到的案子，幾乎都是10年以上教學經驗的教師，又以15至20年居多，這些教師經驗豐富卻被投訴，原因幾乎都是因沿用舊模式不斷複製，「似乎忘了時代在進步，社會在轉動。」

常見被投訴案例　抗拒數位化、班級經營不善

她以數位教學舉例，大部分教師仍以逐頁講述電子書為主，沒有依據學生學習目標進行教學設計，讓學生操作體驗、分組討論、數位融入等學習方式，更有老師會說平板不易借，對數位教學很明顯有抗拒。這時他們會先協助教師，重新設計教學活動、釐清每堂課的學習目標，並引導使用現有數位資源，課後再進行反思與回饋，用這些方法改善教學模式，必要時也會要求老師參加研習增能，並思考如何運用將研習的收穫，「就是要幫他建立個別化的教學模組。」



另一種常見的問題是班級經營，許玉珠也觀察，班級經營跟教學息息相關，「如果你今天的教學是吸引人的、活潑的，孩子根本不會搗亂，就不會有班經的問題」，因此老師必須備課，輔導員也會要求老師錄影，回頭審視自己的教學方式，更客觀分析優缺點，也因此可以引導他思考更多改進的方式。

另外一部份是輔導管教問題。許玉珠說明，尤其目前每班都有特教生，老師有時管教容易踩線，像在全班學生面前罵學生「怎麼那麼笨」，要求罰寫、開合跳等。教育法令與政策不斷調整，部分教師理解不深下，容易無意間觸碰敏感界線，他們會建議教師閱讀正向管教相關書籍，或觀賞特教相關影片省思。有些教師則是對學生衝突、打架等偶發事件缺乏處理能力，進而導致家長投訴，此時他們會設計模擬情境，引導教師思考處理流程，如何與家長溝通、尋求學生問題的解方。

教師遭調查易生排斥　突破心防成輔導關鍵

但許玉珠也坦言，在輔導過程中，確實會遇到部分教師出現抗拒情緒，畢竟對他們而言，輔導小組似乎掌握他們的去留，但輔導員的目的不是要指責他們，「不要要去對你打叉」，是希望協助老師們調整教學模式與態度，符合目前教育現場的需求。



阿庭（化名）是一名北部學校的輔導主任，亦有多件輔導經驗，他指出，讓老師放下心防確實很重要。他們入校後，後會先跟校方開會擬定輔導計畫，討論能怎麼配合，如果被輔導的老師願意的話，他們也會希望他一起出席。「是力求輔導機制的透明化，不太希望好像我們又跟行政端商量了一些什麼，然後才讓他進來，只能被動接受。」

阿庭坦言，尤其經過前面的調查程序，大多數老師進入輔導後的反應，都是質疑、困惑甚至憤怒，覺得體制對他不公，輔導員確實要花很大力氣進行對話、取得共識。「當他能慢慢知道我們是來共同協力，希望他可以有一些微調，讓他如實的能夠去執行教師本分的工作，大部分的老師其實是願意配合的。」

阿庭說明，自己習慣的方式是先要求老師整理出教案，接著再入班觀課，事後進行討論能調整之處。「我們的姿態真的都是去幫忙的，不是來審議說他不合格的話立刻打叉」。她強調，這些人往往都有相對教學資歷跟能力，只是這些年來，可能因為個人身心狀態、生涯變化，或跟學校間的磨合而出現問題，若能重新微調，大家都會希望他能夠繼續留下來。



輔導員在場才演戲？　教師不配合成現場難題

然而儘管程序完備，輔導到底有多少實質效果，現場仍存有疑慮，最常見的情況就是被輔導的老師「演戲」。

許玉珠指出，較常見的情況，是有些老師在輔導員到校時才調整，其他時間仍維持舊有的教學樣態。對此，他們在跟教師說明輔導計畫時，會表示未來也將請學校主管不定期去觀課、或輔導員也可能隨機觀課。目前輔導以2個月為原則，必要時可以延長1個月，大部分個案都在延長輔導時，才能看見老師願意主動反省、改進，非只是跑完流程。

阿庭也會遇到類似情況，有些學校會跟輔導員說，他們沒看到的時候老師依舊落拍。她認為，至少輔導員到校時，老師願意配合，其他時候就得由學校幫忙提供資訊，否則很可能因資訊落差，讓這些情況無法被記錄到輔導報告。



她提到，這也牽涉到學校對於輔導的認知，有些學校未必清楚輔導員可以協助什麼，通常以為他們只是協助教師教學、管教；但有時候學校希望像是教師跟同仁相處、不配合行政等，也要輔導小組協助。因此她習慣一開始就跟學校點清楚，需要協助的事項。

2個月須週週輔導　委員嘆：常被找去救火

此外，輔導量能也是隱憂。根據教育部表示，目前校事會議輔導人才庫的輔導專業人員，共156名，專審會輔導專業人員共260名；目前，未接獲輔導員人數無法支應現場需求之情形。

但現場對此情況有很大落差。阿庭回憶，自己就常接到學校的電話，對方劈頭就問：「主任可以麻煩你接嗎？我找不到人。」

根據規定，輔導需有3人負責，最近的113學年共78件輔導案來說，粗算至少就需要234位委員。而阿庭說，就算委員名單上的數量足夠，但未必所有委員都有時間或意願。



目前輔導規定為期2個月，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這段期間，委員每週必須到學校至少1次，而大多數委員都仍有自己學校的工作要負責。阿庭解釋，入校輔導至少要半天，甚至可能花上一整天，回去後還要評估、擬定後續方針，往往再花2-4倍的時間，因此未必所有人都能配合。像她這學期就有接到2個案件來詢問，但還是先推辭，「完全沒有餘裕跟時間，只好跟他們說沒有辦法。」

「其實不是夠不夠，是大家不想做。」許玉珠指出，像老師如果要去其他學校當輔導員，就必須協調人幫忙原來的工作，如此持續2個月，這也是對被輔導者負責，讓他有所改善。她指出，目前輔導員人力的問題，不全然是人力不足，而是投入意願不高。如果要擔任輔導員，原來服務的學校，就要協調人力代理他們本來的工作，多少會造成行政負擔，加上輔導員個人因素，願意主動投入的人員有限。

許玉珠表示，目前受訓的輔導員裡，有些人仍沒有實際參與過輔導，呼籲可以強化培訓制度，例如參加培訓後，需完成實習或至少參與實務一次，才能取得輔導員證書，解此讓他們更有實務經驗，也提高輔導意願。

停聘未輔導就能回學校？　監委籲也應納入

現行的輔導人手緊繃，另一方面，或許還有更多人需要這項協助。

根據人權會調查，2020年以來，進入調查後的案件裡，若經考核會進行懲處，多半會進行輔導，受懲處者未受輔導的百分比，依序為口頭告誡者21.4%、申誡23.9%、小過15.5%、大過10.3%，然而由教評會解職者則有不同光景，被停聘的教師中有51%為進行後續輔導，解聘者未輔導率則為49.4%，遭不續聘教師則是35.9%。



人權會也在報告指出，長期調查後發現，不乏有教師遭停聘後又回任，或在A校不續聘，改至B校任教，重回現場前卻無任何輔導、評估機制。委員田秋堇則表示，實務上教師要終身解聘難上加難，大多即便停聘，1到4年後仍會回到學校，因此呼籲一定要給予輔導協助。

教育部則說明，依《教師解聘辦法》規定，學校作成解聘以外之終局處理時，得考量行為人身心狀況及違法情節輕重，附帶安排行為人接受心理輔導，或另協助接受學校或主管機關開設之3小時以上、12小時以下輔導管教、情緒管理或其他適當課程；學校或主管機關得委請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學者專家、律師或其他具相關專業素養之學者專家進行。



不要等調查才動作　輔導員盼有完善支持系統

而看在現場的教育、輔導工作者眼裡，除了事後輔導，前段的協助機制更需要強化。

諮商心理師全聯會媒體與公關委員林子翔呼籲，可以思考初任或是年輕教師，增加職場訓練、協助機制，因為理論跟實際畢竟有落差。「你大概知道這些東西不能做，但學生挑釁你的時候，有沒有可能一時生氣，你就回罵回去？」對於這些實務上的細節，他認為可以提供更多協助。



退休教師耀哥（化名）來自中部，如今仍擔任專審會輔導員。他建議，可以思考在學校裡或鄰近學校建立媒合機制，類似師徒或督導的概念，安排資深教師帶領其他教師，在日常裡隨時協助，評估教學、班級經營等方式，並給予建議或指導；也可以連結國教輔導團、教師支持體系等資源，「在這個老師還沒被稱為不適任之前，應該有這樣子的自我覺察，然後去得到協助。」

耀哥認為，大多數時候，不適任教師不只是個人因素，環境、校園氛圍尤其重要，最好能提早伸出援手，而非等到被檢舉、開始調查才進入對立狀態，而這其中校長是核心人物，不論大校或小校，校長都應該掌握哪個老師需要幫忙，並提供協助。

耀哥也談到，儘管教育部在「輔導管教辦法注意事項」裡羅列20、30種管教方式，「但這些東西不是條列就可以」。現場確實很多老師遇到的狀況，當下就是會感到生氣，或是傷腦筋，覺得招架不住，這也是需要慢慢的摸索新的管教方式。



對於增能，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林子斌則認為，最合適的時機點，是在師資生結束實習後，針對管教、性平等現場實務會遇到的情況安排課程，過去在大學時，師資生還沒接觸過教學現場，對於類似實務課程不會有感，但真正實習之後對現場已經有瞭解、實際接觸過學生，這時候進行課程會有最大效果。

理解才能化解誤會　專家籲建構各方溝通機會

協助機制外，各單位間的溝通也很重要。

阿庭對此說明，校園文化裡，有些老師就是「獨善其身」，跟行政端或其他同事都有距離，因此出現爭端時，沒有人能跟他對話，這讓老師處於孤立狀態。他期望，校長跟行政主管須有責任、道德跟勇氣，去跟這些老師接觸，現在的法規都希望對學生好，「一旦老師好了，學生一定會好」。老師們的不作為或觸線行為，都必須要有人立刻在當下提醒，甚至要求他們研修，進入調查其實已經是後端，但目前體制裡缺乏這樣中間校正、微調的機制。

他也從實務經驗建議，許多爭議，可以透過事前跟家長對話化解，「但我們在校園當中，目前沒有特別的專人來做這樣的事情」，這是需要思考之處。



耀哥也從過往經驗指出，加強親師溝通的管道跟場合，確實可以看到家長對教師的理解有增加，降低衝突與投訴的可能。他也鼓勵老師適時電訪或家訪，實地跟家長聊一聊，「不只班級需要經營，老師跟家長之間的合作也需要經營的，那個信賴關係才會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