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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報導】扛287萬學生輔導 全台家庭教育中心逾半僅2正職、缺強制力 問題待解

    2025-10-07 08:00 / 作者 吳尚軒 / 記者
    面對森羅萬象的家庭需求,目前各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能提供足夠協助嗎?資料照,廖瑞祥攝
    當學生在校發生重大違規,教師往往只能請家長帶回家管教,但如果家長也不管、不知道怎麼管,還有誰可以協助?我國規定各地政府都須設立家庭教育中心,正是試圖補上這塊缺口,然而儘管如今人力編制在數字上達標,但面對越來越複雜,需要更多輔導協助的家庭問題,人力緊繃又缺乏強制力的家庭教育中心,還需要多少協助?

    近年來,校園裡的衝突情況讓越來越多教師感到疲憊。在國中學務處已有多年行政經驗的教師阿豪(化名)直言,如今學生狀況比過去更複雜,老師擔心被投訴是一回事,另一方面來說,最頭痛是處理「棘手情況」時家長不配合,「有時候他有狀況,你請家長來學校,他可能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或說老師你管我小孩那麼多幹嘛?」而這些管教上的分歧,往往又可能演變成更多衝突。

    根據教育部統計,全國師生衝突事件從2012年開始每年平均300件通報量,到2023年增加到771件,增長速度驚人,教師、家長衝突事件,也從平均每年不到百件,在2023年更達270件。

    近年來校園衝突事件讓許多教師感到無力。圖為示意圖。資料照,廖瑞祥攝


    《太報》長期關注教育現場管教、衝突問題,發現除了教師人力、知能外,同等重要的另一角,也就是對於家庭教育的協助,體制內的力道始終未能補齊;儘管我國《家庭教育法》在2019年修法時已經明訂增加專業人力,然而實務上仍力有未逮。

    人力不足遭糾正 修法6年後雖達標仍有隱憂

    翻開《家庭教育法》,這部法規於2003年出現,明訂縣市政府應設置家庭教育中心(簡稱家教中心),除辦理推廣活動,也需要提供家庭教育諮詢、輔導等服務,然而2013年監察院糾正教育部及20縣市政府,指出各地家教中心在人力、編制上嚴重不足,不僅全國人手僅有合理員額的3成,而在已進用的人力裡,更有近7成未具專業資格,甚至有縣市完全沒有專業人力。

    在運作上,監察院也指出家庭教育中心未能橫向串連相關局處,無法協助高風險家庭,由於中輟生、兒少性交易個案等超過5成來自高風險家庭,而施虐父母有6成以上「缺乏親職教育知識」及「婚姻關係失調」,家教中心卻無法掌握並提供相關協助,發揮預防功能。

    我國規定,各縣市政府須設立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家庭教育課程與協助等。資料照,李政龍攝


    為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在2019年修法時,明訂家教中心應進用家庭教育專業及社會工作相關專業人員,其人數應達進用人員總數2分之1以上。如今6年過去,教育部向《太報》表示,已依照法規要求,自2018年起編列經費補助地方政府進用專業人員,2025年總計補助全國家庭教育中心進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40名,及社會工作相關專業人員23名,合計63名。

    教育部也說明,2025年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人員進用人員,共計186名、專業人員共計128名,專業人員比率達68.82%。

    不過,儘管數字達標,家庭教育中心要運作起來依然挑戰重重。目前我國光是高中以下學生就有287萬人,面對不同年齡、地區的家庭樣貌與需求,細看各縣市編制,即便六都,僅有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達到10名正式編制,其次為台中市與新北市8人,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都僅有5到6人,其實各地的家庭教育中心,都需要依靠約聘僱人員及志工。

     


    「愛需要學習」 輔導涵蓋婚姻、親子、隔代溝通

    家庭教育的推動如何進行?很大一部分是透過推廣活動。教育部預算書裡指出,2025年截至6月底,家庭教育部分「計辦理3955場次,計53萬6367人次參加。」

    這些活動到底是什麼呢?以桃園市家庭教育中心為例,網頁上近期公告的活動裡,有的是限定小學生跟家長一起參加的親子溝通營,也有學習情緒調節的青少年讀書會,也或親密關係溝通的工作坊。

    桃園市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彭韶竹表示,從預防角度來看,會辦家庭教育課程、親職講座、祖孫活動,或婚姻關係類的課程,提供民眾知能。彭韶竹說,「愛是需要學習的,跟家人怎麼相處也需要學習,它本來就不容易」,兒家領域對於家庭有區分不同發展週期,幼兒、學齡、青少年都不同,因此中心舉辦課程時也會稍微分類,或者設定不同的關係,比如親密關係、祖孫互動、代間溝通等問題,像婚姻也有分即將結婚、新婚或空巢期,每階段、不同關係都會有不同的設計。

    桃園市家庭教育中心舉辦親子溝通工作坊。資料照,取自桃園市家庭教育中心臉書


    桃園市人口超過200萬,彭韶竹說,為了觸及13個行政區,除了透過社群網路、線上課程、Podcast資源外,實體上也要跟學校、社區、里長或是醫療院所合作,以辦活動來說,人力跟經費其實並非太大問題,但回歸到效果,她則直嘆:「問題是我們沒有強制力!」

    第一線輔導吐心聲 家長若不配合難有作為

    彭韶竹指出,家庭教育中心負責的是前端預防,然而,有些家長忙於工作無法參與,有些則是家長沒有自覺需要,或有錯誤期待,「他們希望我幫他們教好小孩」,而華人社會仍認為家庭是私領域,未必希望跟外人討論,也無法要求所有家長都要上相關課程,因此同仁往往也會感慨,許多資源未必有碰觸到需要的人手上,也只能盡量鼓勵民眾前來。

    缺乏強制力,除了預防宣導外,對於輔導業務構成挑戰。事實上《家庭教育法》中有規範,高中以下學生有重大違規時,學校應通知家長或監護人等,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服務;家長或監護人等若被通知參與諮商、輔導服務,經書面通知3次以上未出席者,主管機關得委託推展家庭教育機關進行訪視。

    目前家庭教育相關課程,並未要求家長都須參與。資料照,黃怡菁攝


    彭韶竹表示,確實有些案子,是學校或社會局評估未達高風險家庭,而轉介到家庭教育中心的情況,然而《家庭教育法》的設計不是規範民眾,是規範政府要提供家庭教育資源,只說可以去訪視,但後續怎麼辦?其實並未規定,理想是希望家長來參加課程跟輔導,但不管是不配合訪視、不接受輔導,家庭教育中心其實也無法有更多作為。

    個案輔導燒錢快 地方有心但也有兩難

    這個情形,在全台各地都會遇上。高雄市家庭教育中心加上約聘僱,共有15人規模,一年下來就要辦1400場活動,有談兒童人權的工作坊、用桌遊教避免數位性暴力,也有親子營隊;中心主任邱月櫻坦言,確實負擔會有點重,不過相較下,這些並非是最困難的業務。

    除了推廣活動外,高雄家庭教育中心同樣有從學校或社會局轉介過來的案件,邱月櫻解釋,法規上沒有強制力,實務上就是學校告訴家長,「我們有個家庭教育中心,他可以怎樣怎樣」,家長同意後,才可以把資料轉介過來,並透過家教中心補助經費,讓學校聘用諮商心理師協助家長,關鍵仍然在要對方同意才行。

    高雄市家庭教育中心負責的業務之一,是舉辦種子教師培訓。資料照,取自高雄市家庭教育中心臉書


    個案意願是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這種差異化的協助相當耗心力。邱月櫻舉例,辦講座有時候只要支付講師費、場地費等,不用1萬元就可有200、300人次參與,然而個案輔導,每一期要提供共12小時的諮商補助,按諮商行情至少要2、3萬元經費,以高雄來說,去年就有121件案件要協助,這部分在經費上確實會感到吃力,她也直言,因此有些地方的家庭教育中心未必希望宣傳有輔導資源,如果本身已經很緊迫,也會更辛苦。

    主管兼任、僅2正職是常態 定位模糊遭質疑

    擁有較多資源的六都仍捉襟見肘,其他縣市又是如何?翻閱其餘16個縣市的員額編制,竟有12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僅2名編制員額,實務上來說,往往就是1位主任、1位輔導員或專員。

    曾擔任教育處長的Y先生(化名)就從自身經驗指出,當時自己手下,確實除了主任外,幾乎沒有其他人力,大多透過約聘僱人員補充,也因此無法有太多規範,「很多就是人家介紹來的,不知道哪裡就塞人進來」,雖然有規範要半數專業人力,但其他部分往往有大學學歷即可,「也很難真正發揮作用」,相關考評也幾乎是人人有獎。

    事實上,受限於員額及位階,未必所有家庭教育中心的主任都是專任人力,全國22個縣市中就有11縣市是由教育處長或督學、其他公務員兼任,也就是說,連中心主管都未必是專責人力。

     


    但Y先生也強調,即便如此,仍可以看到承辦同仁非常用心,辦講座,比如找講師談手機成癮、反詐騙宣導等等,當然他們轄區裡多是偏鄉地區,面臨的問題就是講師、資源有限,活動內容容易重複,但比起這些,他認為更重要的事情是:「做這些事對家庭教育或親子關係,真的有幫助嗎?」

    他坦言,單以講座來說,能觸及的客群其實非常固定,多是社區婆婆媽媽,未必能拓展到其他族群,而不少活動為了衝人次,提供像是毛巾、手工肥皂等小贈品或餐點。此外,目前許多學校或社區單位也有類似課程資源,「就變成不同組織、不同人在做差不多事情,定位上非常模糊」,關鍵問題還是要回到根本:「家庭教育目前的定位到底是什麼?家庭教育中心的功能又是什麼?」

    家庭教育中心的處境困難,或許從經費也可以一窺端倪。此業務在教育部屬於終身教育司,由中央補助各地家教中心經費運作,儘管2025年達到2.99億元,但其實這個經費在教育部整體預算中,近5年來佔比始終未超過0.2%。

     


    教師、家長團體籲:提供親職假、中央設監督機制

    對於家庭教育,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侯俊良則表示,目前教學現場許多學生發生的問題,處罰最嚴重只能請家長帶回家管教,但常看到的情況,就是家長帶回去後也不管,家庭教育確實需要加強,儘管法規有空間讓家庭機構可以去訪視,「但他就是不配合,可能也訪視不到,或是效果有限」。

    侯俊良指出,關鍵問題確實在家庭教育缺乏強制力,學生問題常要親師合作,但家長常常說要工作、忙賺錢而無法配合,「這其實是社會問題,不是教育問題」,整體而言還是要投入社政資源,思考跨部會的整合,此外,他呼籲,應該要思考給予家長「親職教育假」,至少讓他們在工作之餘有空間參與相關活動。

    讓家長有更多時間能放在家庭裡,是教師團體的呼籲之一。圖為示意圖,非當事人。資料照,廖瑞祥攝


    全國家長教育志工聯盟理事長徐巨龍則認為,家庭教育中心的發展,有很大一個問題是「中央給錢不管事」,家教中心經費來自教育部終身司,管理卻是地方政府權責,中央雖然有抽查專業人員比例,但只看紙上數字,實際運作品質可能落差很大,呼籲應建立督導或抽查機制,「否則有做事的還是缺錢,沒做事的經費還剩很多。」

    家庭教育中心的構想,並非台灣獨有,往社福政策最常借鏡的北歐看去,瑞典針對6歲以下家庭與準父母設有所謂家庭中心,其中包括助產士門診、兒童保健中心、開放式學前教育和預防性社會服務。根據瑞典公共衛生局2023年調查,該國有182個家庭中心、64個類似營運場所,涵蓋全國18個地區、158個市鎮,從密集度跟功能性,都顯示台灣的家庭教育中心還有更多可能。

    面對不同類型的家庭關係,還有更多資源可以提供協助。資料照,李政龍攝


    翻開監察院12年前的報告,「僅被動等待需求家庭自行尋求協助」、人力不足、定位不明等問題儘管稍有改善,但大抵上依然持續且環環相扣,面對越來越緊繃的教育環境,要如何才能協助家庭功能,重新喚醒這些「教育合夥人」,也是未來值得思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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