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薪情差、扛行政還要on call　大專心輔陷「留不住人」困境有何解？

《學生輔導法》去年11月修法後，將大專專輔人員配比從1200：1降為900：1，教育部表示，目前已配置1166人，達到要求。然而除了學生需求依然高漲外，專輔人員始終留不住：4.5萬元起跳、最多約6萬元的薪資天花板，加上大量的行政作業及上級交辦任務下，不少心理師背景的專輔人員，往往沒幾年就離開校園轉入民間，3年就算資深，仍然是校園專輔人員的難解困境。

今年，阿綱（化名）正式告別了約3年的校園專任心理師生涯。

畢業後取得證照到現在，他先後在私立、公立大學服務，遇過學校意圖減薪、要求他們招生，也被文書、行政工作淹沒過，最終遇上薪資瓶頸後，終於還是跳離舒適圈；回首身邊同學、年齡接近的諮商心理師，已經沒人待在校園，諷刺的是，他當初之所以有機會進私校，也是因為前一批心理師大量離職，他苦笑，「這個狀況在後段學校特別常見。」

為了照顧學生心理健康，《學生輔導法》在2014年三讀通過，要求大專校院每1200位學生，就要配1位具有心理師或社工師資格的專業輔導人員，然而隨著各國陸續面對青少年心理問題、學生自殺自傷數字增加等困境，教育部數年前即討論，將人力配比降為每900位學生配置1名專輔人員，不過鑑於各校財務等因素，直到2024年11月底《學生輔導法》才終於修法，正式將法規規定降為900：1。

法制化後人力未增加　諮詢學生要排很久

如今1年過去，各大學補人的狀況如何？教育部回覆《太報》，113學年度大專校院依法應聘1098位專業輔導人員，實際進用1166位專業輔導人員（含兼任折抵），強調大專校院已依法完成配置，但部分學校因人員更迭，或尚在招聘中有未達法定配置情形，將持續追蹤。

　

然而，台灣師範大學學生會長黃莨騰指出，其實近2、3年來，教育部已經透過補助人事經費的方式，協助各校達成900：1的比例，修法只是將人數法制化，人力配置沒有實質增加，而從學生的感受來說，申請諮商的人數每年都在增加，仍然需要排隊許久。

日益高漲的需求外，另一個問題是，過去就存在的高流動率問題依然無解。

私校要招生、公校晉薪慢…他們心累離開校園

考取證照後，阿綱第一年先到台南的私立大學當專輔人員，當時學校因為少子化影響招生，意圖裁減學輔中心的行政人力，原來的文書負擔，因此轉嫁到他們頭上，校方甚至一度嘗試減薪，直到大家聯合抗議後才作罷；待遇出問題外，也有同事被要求到高中職演講、辦工作坊，目的就是要配合招生宣傳，最終大家忍無可忍下，集體離職。

後來他來到北部的國立大學，進到資源較充足的學校後，確實業務簡單了，然而阿綱還是感到停滯。公立學校如同公家單位，單位內的人要輪流拿乙等考績，即便加薪了，每年大概也就增加500、600元，阿綱當時計算，要任職20多年，加上專業加給才能達到6萬元月薪，「它並不是可以留住人的單位，不然要在台北生活很困難。」



此外，不管什麼學校，行政仍是少不了的工作。阿綱回憶，申請計畫、執行活動、帳務核銷是每年例行公事，也常要配合學校如SGS等目標，把工作內容調整到符合計畫需求，「仔細算的話，一週45個小時裡，我在學校真的接案、個管的時間大概是15小時，剩下都是處理行政事務」，另外有些學校還要在夜間、假日輪流拿公務機，以防學生有臨時狀況，因此不少心理師最後還是會選擇離開。

離開校園到現在，他坦言最初確實焦慮自己沒有案子，但也發現工作內容變得更單純，可以專心接案、演講、帶團體，發揮諮商心理師的專業。

薪資到頂6萬　專輔人員「3年算資深」

薪資成長緩慢、行政負擔過載的情況，始終在各校上演。

目前大專校院的專業輔導人員薪資， 多是根據行政院人事總處的聘用人員規定而來，學歷大學畢業者最低起薪為4萬5053元，碩士則須高於4萬7363元，而專輔人員的待遇，最高階則規定須高於6萬1226元。

諮商心理師全聯會理事、淡江大學教師胡延薇指出，這個薪水對剛畢業的學生來說，可能會覺得還差不多，但到了3年年資以後，就會開始覺得遇到瓶頸，目前3年資歷的行動或社區諮商師，每小時諮商的費用至少是2500元，一週只要接4至5個個案，就能打平在學校的待遇，此外加上演講、工作坊，週末可能另外有1到2萬元的收入，「所以雖然人增加了，也希望降低流動率，但沒有改善。」



胡延薇指出，而在私校可能為了節省人力，裁撤輔導中心行政人員，導致專輔人員要負擔更多行政業務，而跨單位的聯繫、分工也是問題，如果長期追蹤的學生，晚間有情況時，專輔人員可能必須緊急處理，甚至陪同就醫，老師、校安都會覺得理所當然要專輔人員負責，但當案量不斷增加時，也會更加重負擔。

對於更迭頻繁的人事，胡延薇指出，由於每年考取證照的心理師名額不少，大專的人力需求也存在，因此仍會有人補進去，但現在普遍只要3年年資就是資深人員，這對輔導中心的主管也很苦惱，等於每2、3年就要重新帶人，怎麼實際危急處理、寫評鑑報告，連帶也造成主任的流動率很高，「大多都是校長或學務長拜託來的。」

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諮商學系教授陳柏霖則說，自己也有許多學生選擇往社區心理師走，就是因為時間彈性，及不用接行政工作，有些學校還會希望專輔人員兼任組長，年資淺的心理師儘管會接受，但是幾年後也會離開，如今社區、其他機構都有心理師需求，不一定會則待在校園。



人事更迭影響大　學生失去信賴恐拒絕求助

除了臨床、諮商心理師外，部份學校近年來開始進用社工師當專輔人員。社工師許博軒過去在台南服務，他記得當時為了跑家訪，每個月機車里程數都暴增1000公里，如今他在正修科大擔任專輔人員，直言環境相對穩定，雖然也需要追著學生跑，「但張力沒之前那樣」，學生頂多就是沒禮貌，不像過去常面對謾罵甚至攻擊。

正修科大的專輔人員共有12人，常見分工是社工師負責個管，從學生人際、情感問題到家庭溝通跟經濟協助，都由社工協助討論方案、引介資源，心理師則負責諮商。許博軒坦言，過去正修的心理師也有一段時間流動率很高，主要就是不堪行政負荷，還有舉辦團體講座、每學期新生或轉學生關懷等業務，因此有許多同事選擇到民間接案，後來主管聽取建議，調整請假、休息的彈性，並爭取更多硬體空間跟經費，才改善這個情況。



他說明，過去流動率高的情況下，最大的影響就是學生穩定度，許多學生已經跟固定的心理師諮商多年，離職之後要重新建立關係，有些學生因此會拒絕再來諮商，然而如果沒有完成諮商歷程，學生情緒可能會隨時再度爆發，甚至有自殺自傷疑慮，「心理師快速流動，會讓他們接收服務的品質受到蠻大影響。」

學生端對此確實也有憂慮。在進入台師大前，黃莨騰也在另一所北部國立大學就讀過。他說當時輔導中心有6位心理師，現在已經完全換人。其他學校也聽過類似的情況，他認為對學生來說，心理師換人最具體的影響就是要重複講述自己的狀況，可能要從童年、家庭背景開始從頭反覆陳述，「現在心理調查都已經說，重複陳述可能就是造成創傷的來源之一」，不斷更換心理師的情況等於就是要學生重複陳述，絕對是不樂見的。



另外一方面他也指出，心理師如果能在學校久任，也會比較瞭解各個學校、系所的情況，以及不同學生常見的困擾是什麼，更能發展系所的輔導策略，如果每一年都換人，「他抓到個皮毛就換下一個人了，很難帶給學生或是學校系統更深層的幫助。」

2人擔逾百案還要寫計畫　配員額讓小校難為

除了流動率以外，現行比例一體適用所有學校，對小型學校來說其實格外艱苦。

社工師阿浩（化名）任職的學校位在南部，學生數不超過2000人，按規定教育部補助2人名額，校方再以校務基金增聘1人，但他感嘆，過去1年多來，大多時間都只有他跟另外一位心理師夥伴，總共2人負擔所有業務。



帳面上的比例與其他學校相去不遠，然而阿浩舉例，像要執行教育部的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其他人力較多的學校，可以每人分擔不同子項目，但他們必需要一個人處理整個計畫，辦活動、請講師、協助課程融入等環節都要一手包辦，同時每人負擔的學生個案也不少，他跟同事兩人合計要承接100多位個案，「所以小校的流動率應該會更高。」

獨立辦公室、經費常態化　清大用制度把人留下

相較於多數學校流動率高，清華大學諮商中心主任王道維指出，清大專輔人員除了2位近2年新聘的同仁外，其餘11位都已在大專院校就任超過10年以上，甚至有一位服務超過20年；對於吸引人才久任的關鍵，他認為是打造尊重、友善的職場環境，這可以透過空間與制度來改革。

清大的專輔人員都有獨立辦公室，可以用來辦公、當諮商空間，也可以在空檔間休息。王道維說明，許多學校讓專輔人員在同個辦公室排排坐，像一般職員，但心理師常要聯絡家長、學生，這些電話往往一講半小時以上，又涉及個人隱私與情緒；「你要很專心聽他講，讓對方覺得你是真心聆聽，他才會信任你」，旁邊若有其他人，容易造成干擾，獨立空間不但有隱私，也可以讓心理師自行布置，比方有藝術治療背景的同仁，就可以在裡頭放畫筆、顏料。



王道維坦言，清大是2、30年前規劃空間時就如此設計，對大學來說，要爭取新的硬體空間並不容易，但他仍期許，其他學校如果重視學生心理健康，可以將此列入長期規畫。

另一個做法是經費常態化。王道維說明，他上任後不再跟教育部申請經費，改由校方以校務基金支應，將專輔人員經費常態化，免除每年寫計畫、申請的行政負擔。他認為，每年都有上百間學校在花時間寫計畫、想辦法辦活動符合計畫要求，根本是錯誤使用資源。「不是說這些事情不重要，但現在越來越多學生有心理需求，這些活動、經費都應該常態化」，呼籲教育部，應該直接將相關經費撥給學校專款專用。

王道維也指出，有些學校會讓專輔人員負擔性平會、導師評鑑等業務，但這些都不是他們應該負責的範圍，關鍵還是讓他們能專注在學生的心理健康上。



對於輔導任務，王道維也坦言，許多學校認為諮商、輔導中心無助於研究或招生，因而覺得不重要，大部份專輔人員也較低調。但這不代表他們不需要資源，心理師是對人的工作，每天面對不同學生狀況，從親人去世、成績不好、被劈腿到憂鬱症，「他的情緒是倒在我們身上，我們要無條件接受。」因此需要的支持和其他單位不同，當然改善薪資會有幫助，但更重要是能支持專輔人員的環境，讓他們可以好好跟學生相處。

學生未必有資源　完善輔導制度仍有必要

陳柏霖則指出，目前大學的輔導、諮商中心多是位在學務處下的二級單位，但不見得所有學務長都對心理有瞭解，因此也可以思考是否拉高層級，投入更多資源。此外心理健康首重在預防，全體教職員生都應該參與三級輔導，如今像台師大有設立專導師，國北教有職涯導師，不同領域可以有不同單位協助，不見得都要專輔人員負責。最後他也呼籲，相關單位應該調查補了人力後，是否達到平衡，專輔人員花多少時間處理行政，修法後其實還有許多需補強之處。

離職到現在將近1年，其實阿綱還是有在大學兼任，每週固定時間跟學生諮商。他說是因為自己喜歡與學生互動，尤其到社區之後，更感覺學生是弱勢，相比有能力負擔諮商費的民眾，學生的狀況往往更差，「他們不一定有這個資源（諮商），可能畢業了，資源就斷掉，我希望能跟他們談話。」



眾所期盼的《學生輔導法》修法1年後，儘管帳面上的人力達標，但薪資天花板、行政負擔等結構性問題持續，留不住人的輔導單位，又要怎麼承接學子的心靈？這是未來教育現場必須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