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來了3-1】號稱「史上最大白話文運動」　4大挑戰衝擊司法界（上）

《國民法官法》今年（2023）1月正式上路前，各地方法院在施行前後密集舉辦了158場模擬庭，但模擬方不只是一審法官、公訴檢察官及律師，連二審都大張旗鼓辦了16場，三審也足足演練過4場，不只地方法院事前操兵，二、三審法官、檢察官及律師也被迫搭上這輛列車。司法實務界正面臨四大關鍵挑戰：

關鍵挑戰一：消弭密室評議的權威和從眾效應

問題：3名職業法官加上6名國民法官（素人）的合議庭組合，令外界擔心職業法官的專業恐衍生「權威效應」，若出現意見領袖或因缺乏自信而跟隨多數意見，也可能產生「從眾效應」，若評議成為一言堂，引進素人參審的美意即失真。

「討論時間不夠可能是權威效應產生的原因之一」，司法院刑事廳調辦事法官文家倩提到，在模擬庭時就有影子團法官反映此事。她舉例，以持刀殺人案為例，一把刀刺進去身體，有的人覺得刺不深，有的人覺得刺到要害，如果有充分時間，即使跟職業法官不同調，也可以繼續深化討論，不會一下子就被拉走。如果沒充分討論，「有人可能會因為不太確定，乾脆選擇相信職業法官的專業」。

職業法官權威效應或許令人擔心，但他們如果因為「過度憂慮」而不敢提出該講的話或提供專業法律意見，則會更令人捏把冷汗。而「深化討論」，可能是避免「權威效應」或「從眾效應」的重要解方。

「過度憂慮權威效應的話，可能會讓很多職業法官淪為不敢發言的『人形立牌』。在模擬庭時，我曾看過只有審判長一個人主持，其他兩名職業法官很少發言的畫面，這樣是不妥的，應該是要9個人充分討論。我們原則上必須相信職業法官是專業且中立，如果法官依照《國民法官法》規範的方式陳述，讓所有人針對爭點充分討論意見，也許彼此間會互相影響，但這是正常腦力激盪過程，不需要無限上綱為權威效應。」文家倩說。

文家倩表示，評議過程本來就可能「互相影響」，「不是只有國民法官會受到法官影響，法官也會受到國民法官影響」，「我們比較擔心的，反而是法官舉例、說明不足，讓國民法官在不了解之下，做出錯誤判斷。」

刑事廳調辦事法官陳思帆則認為，要避免「從眾效應」，可以從國民法官重視的點延伸下去進行深度討論，具體探討採正反不同意見的理由，讓大家可深度思考特定議題；也不需要把所有被影響的情況都視為「權威效應」，「如果在採取哪一說前，可以充分思考各種不同的價值判斷做決定，即使結論剛好跟法官一樣，未必代表權威效應，而是大家深思熟慮後的討論結果。」

而且一開始討論時，如果國民法官不知道如何表達意見，可以採用「便利貼式評議法」。

什麼是「便利貼式評議法」？文家倩舉例，爭點是「殺人故意」或「傷害故意」時，可由國民法官及法官各自在便利貼上寫認為是「殺人故意」或「傷害故意」的理由，例如「殺人故意」的理由有「刺很多刀」、「刺得很深」、「有殺人預謀」、「行兇後逃逸」等，「傷害故意」的理由有「只刺一刀」、「只刺進去幾公分」、「沒有預謀」等，在便利貼上寫清楚理由再張貼討論，有利充分聚焦問題。大家此時會聚焦在「討論」，而不是著眼於「這是法官講的所以要仔細聽，一定比較有道理之類的」。

陳思帆則提出，審判長可彈性運用「中間投票」或「假投票」引導討論，促使大家表示意見，審判長也可以確定目前的意見分布情形，如果意見相持不下，還可以延伸討論正反兩說。

密室評議的狀況難以預料。實地參與多場模擬法庭演練的律師蕭奕弘坦言，最困難的事是，職業法官如何帶領整個合議庭討論，既要讓國民法官沒有顧忌的充分發言，又要讓討論聚焦，不讓跟案件無關的考量進來，這有賴於審判長事前的準備及臨場反應。「過去，職業法官並沒有這樣的經驗，國民法官制度對職業法官，尤其是帶領評議程序的審判長，會是很大的挑戰。」

蕭奕弘說：「國民法官是人，心理學上會發生的『從眾』或對專家的『權威』效應。從眾跟權威效應會出現在所有團體中，在國民法官身上也難以避免，只是剛好職業法官在整個合議庭中會是最具專業的角色。與其認為這個問題不存在，不如就肯認會有這樣的風險，彼此互相提醒。」

他認為，審判長利用帶小組討論的技巧及提醒，可減緩類似效應。《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就要求審判長保持「寬容」，避免嚴厲制止、糾正或檢討國民法官的發言。對重要爭點分歧，要鼓勵討論及思辨不同觀點及理由，重要爭點迅速達成一致意見時，也可以自行或請法官提出不同角度的觀點，刺激多元思考。

關鍵挑戰二：上訴審回歸職業法官審查衍生之疑慮

問題：國民法官判決上訴二審時，案件重回職業法官之手，《國民法官法》規定：「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施行細則》更進一步限制上訴審的撤銷及改判原則，但真能拘束二審？對當事人的權益又有什麼影響？

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採覆審制（編按：上級審法院與原審法院就同一個訴訟事件，必須進行與原審相同的程序），二審若跟一審心證不同就可撤銷判決，但《國民法官法》的設計迥然不同。

二審會尊重國民法官的判決嗎？對此，文家倩表示，根據《國民法官法》的設計，二審必須尊重國民法官依據法律感情、事實認定和生活經驗做出來的判斷，原則上不能調查新證據，有特殊例外才可以，未來確實可能較偏向「續審」或「事後審」。

其實這件事在二審開始模擬時曾出現爭論。陳思帆解釋，有些法官原本認為，（國民法官新制）是否只是覆審模式的「稍微調整」，不過等二、三審加入模擬行列後，大家也比較同意「事後審」的精神了。最高法院的模擬判決直指二審雖然還是「事實審」的層級，但認為「並非自己跳進來重新認定事實、調查大量一審漏未調查的證據，而是要以一審判決為標準，去看有哪些疏漏和問題，以保障當事人權益以及維持適法的判決。」

這席話說得含蓄，但顯示二、三審未來也將「與時俱進」了。

陳思帆強調，國民法官判決不可能無限上綱到不受審查，但若是「法律感情」的正當表現，例如國民法官在量刑時已考慮各種因子，二審法院就不能以刑度「稍重」或「稍輕」等理由撤銷。嚴謹的程序操作就是為了落實「直接審理」，一審充實審理，二審負責糾錯，這就是金字塔式的訴訟程序。

「現今的司法實務上，有時會出現在一審『留一手』，把爭執帶到二審，或是一審沒充分調查，二審才開始調查大量證據的狀況；另有一二審調查不充分，上訴三審後撤銷發回而不斷更審的案例，這都不是理想狀況。而且一個案件距離案發時間太遠，事情不見得越查越清楚，也可能越來越混亂。」

律師蕭奕弘也認為，新制對上級審法官「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他發現，事實上從模擬法庭的經驗看來，上級審也都盡可能維持國民法官判決。「反而需要擔心的是，上級審法院過度限縮自己的審查權限，而不願意輕易翻盤國民法官的決定，讓上級審的審查功能弱化。」

二審會如何處理國民法官判決，並無前例可循。而法界人士憂心，試著從當事人角度出發，認為檢辯都有可能成為輸的一方，屆時二審就成為最重要的救濟之門，如果過度窄化這扇門，屆時當事人是否反而喪失「審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