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來了3-1】號稱「史上最大白話文運動」　4大挑戰衝擊司法界（下）

關鍵挑戰三：媒體報導鋪天蓋地，如何減少影響？

問題：媒體往往矚目殺人案件發生的第一瞬間，就會鋪天蓋地報導。即使合議庭審判長會要求國民法官不要上網查新聞、看電視或政論節目，但國民法官能乖乖聽話嗎？

即使法官在審前說明會再三向國民法官強調，不要上網查新聞、看電視、政論節目及涉獵媒體資訊，但司法院刑事廳調辦事法官文家倩坦言，國民法官是否遵守規定確實「很難查證」，大部分可能得仰賴合議庭內的「互相約束」。「國民法官跟其他人對話時可能會透漏端倪，審判長可視情況約束，否則有權依規定解任他。」

合議庭內部可用自律解套，但如何約束外部的「媒體報導」，則是無解的一道鴻溝。

基本上，接觸國民法官「沒有罰則」，除非「意圖影響審判」而刺探應保密事項才構成刑責；對此，司法院和NCC曾達成共識，但結論是透過「媒體自律」解決，司法院所能做的，是不厭其煩的向媒體宣導採訪時機點。

但訂下罰則倒不是針對媒體，試圖接觸國民法官的人，也可能是對造（當事人方面）或關心案件發展的人。

「我們尊重新聞報導採訪自由，但也要畫出基本原則和界線，日本就曾發生國民法官被暴力集團份子關切的案例。」刑事廳調辦事法官陳思帆認為，解決的鑰匙在「職業法官與法院」身上，他們有義務讓國民法官充分了解審判過程中遭遇有人試圖接觸、刺探秘密等行為時該怎麼應對、如何即時請求法院提供必要協助，法院在必要時甚至可提供安全保護、動線規劃或加強進出門禁管理，甚至透過「安排住宿場所」等機制，來維持審理的公正性。

「新聞自由」和「審判獨立」之間沒辦法逕渭分明，但影響程度可能有多大？

律師蕭奕弘認為，審判是在公開法庭進行，媒體記者都可以在法庭上旁聽，並且即時報導，而國民法官並未被禁止使用手機，很難避免他們不會看到媒體的報導。「更不用說，當社會矚目案件剛發生時，資訊就可能鋪天蓋地而來，未來將被選上的國民法官，可能在好幾個月前就看到許多資訊。」

但蕭奕弘覺得媒體問題「還好」，「不是只有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會遇到一樣的問題，所有法院進行中的案件都是如此，媒體報導是基於監督司法的角色，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一樣要被公眾監督。至於國民法官會不會因為社會輿論壓力而放掉自己的獨立判斷能力，這點我沒那麼擔心，相信國民法官可以做到獨立審判。」

蕭奕弘表示，「審判一定會有壓力！我曾在模擬法庭中看到一位專業人士，因為無法從現有的證據作出他認為最合適的判斷，而發生想請辭的情況。即便只是模擬法庭，因為外面有媒體記者關注，就已經造成他很大的壓力，更不用說將來實際的真實案件了。」

但這未必是壞事，蕭奕弘說，在他參與過的模擬庭中，可以發現國民法官認真的眼神，即便他們明知只是模擬，仍十分專注、認真，「我相信他們可以扛下這些壓力，完成審判的重責大任。」

關鍵挑戰四：檢察官如何因應空前大變革？

問題：在國民法官審判庭上，素人法官幾乎足以掌控被告的命運，從模擬法庭演練發現，檢辯卯足全力狂打煽情牌，法庭成為說故事的戰場。「口語表達能力」成為檢方的重要挑戰，而檢方固有的生態系也將展開一場難以想像的變革。

深度參與《國民法官法》修法過程的法務部法制司副司長鄧巧羚坦言，國民法庭裡不只會出現「權威效應」、「從眾效應」，可能還會多了「同情效應」。

法務部進行檢方內部培訓，邀請簡報達人上課時，對方就歸納模擬法庭的研討紀錄後發現，國民法官的特質可能是「三不、一沒有、一有」，即「不懂案情、不懂法條、不知流程」、「沒有時間」及「有同情心」。

檢方會遇到那些難題？鄧巧羚說，初期進入國民審判的都是「被害人」死亡的個案，國民法官在法庭上見到的只有「被告」，容易產生同情感，因此對辯方相對有利。如果在國民法官們「沒時間」、「沒看到完整證據」、又「很有同情心」的時候，判決通常較有利於被告，很可能朝著「輕判」方向前進。

「檢察官是負責蓋房子的人，建構被告的犯罪事實和量刑證據，就像堆磚瓦一樣要一個一個建構起來，但辯護人只要拿到下面最後一塊，搞不好整個房子都會坍塌。」鄧巧羚想起美國一名副檢察長來台分享時說的話。

檢察官如果想替「沒辦法說話」的被害人伸張正義，必須先學會拋棄艱澀的法律用語改用白話文，給國民法官「既視感」。「檢察官要學會衡平，不能讓法庭上只出現被告的形象，身為法律人不能只是理性談論『犯後態度差』、『沒和解』，在描述案情或量刑時要訴諸情感，才能將故事帶入法庭，例如被害人可能是『來不及長大的孩子』。」

「檢察官未來在法庭上會負擔更重的角色，有些國民法官可能不懂法律，千萬不能讓他們『迷路』。檢察官可以在法庭上靈活運用『流程提醒』，每進行一道環節，都要讓國民法官清楚知道要做什麼，進而將證據連結到犯罪之證明。」鄧巧羚描述。

在這個新戰場上勝負關乎正義，公訴檢察官扮演的角色極為吃重，法務部也不遺餘力密集訓練，去年（2022）9月各地檢署「國民法官專組」名單確立後，更是開始一連辦了4場培訓。鄧巧羚觀察到，兩年多來有不少年輕檢察官非常積極投入這個新舞台，顛覆了檢察界以往「重偵查、輕公訴」的傳統。

但牽連的何止公訴檢察官，新制也規定，起訴書的寫法必須達到「不預斷」的門檻。

「負責查案的偵查檢察官勢必會受到衝擊，因為（殺人案）有罪門檻提高，檢察官在偵查階段就必須讓公訴檢察官加入適度提供意見，在偵查時更縝密蒐證，換言之，所有的檢察官都必須學著接受新制度，才能打贏這場仗。」鄧巧羚說。

起訴書的格式確實需要因應調整，但如何才算「預斷」其實很難界定。鄧巧羚回想起，某法院在模擬一起兒子殺媽媽的案件時，曾有律師起身主張檢方的起訴書不該寫出殺媽媽「15刀」，不但質疑數字正確性，也爭執寫出數字將讓國民法官產生「預斷」。

未來類似狀況可能會不時發生，此外，檢辯的審前證據開示程序冗長，也可能衝擊到原先蒞庭工作吃重的公訴檢察官。

依據新制，檢方一開始會提出舉證計畫，被告方也會提抗辯，檢辯再對彼此主張表示意見，雙方交換的書狀全都得呈交給法院參考，等到討論出共識，合議庭才會召開準備庭決定檢辯調查證據的主張，然後確定全案審理計畫表、啟動國民法官的選任程序，進入真正審理程序。

「光是審前的準備時間說不定就會花到幾個月，不過好處是，檢辯在前置作業準備越充分，未來就可以更有計畫、更有效率的開庭。」鄧巧羚說。

「這已經不只是一審公訴檢察官的事了！」國民法官新制率先影響到偵查檢察官，然後檢察界又發現，在一審判決後，負責銜接高院蒞庭的高檢署檢察官也必須了解規則怎麼玩，否則怎麼接著打二審官司？未來案件若上訴三審，三審檢察官也可能必須了解。

而各地檢察長為了因應新制，紛紛指派年輕優秀檢察官加入專庭，但這些投注如此多心血的檢察官如果面臨調職、升遷等狀況該如何處理？種種問題勢必改變檢察原有的生態系，檢方屆時如何因應，仍有賴內部討論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