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困境3-1】自殺、霸凌、性平通報年年增　學校卻陷輔導、管教人力雙缺困境

過去幾年來，隨著社會上人權意識抬頭、心理健康議題逐受重視，校園裡也開始產生變化，從一開始的教官退出校園，到輔導管教辦法的調整，以及各項霸凌、性平防制程序上路，再到近年來被備受矚目的青少年心理議題，這段過渡期可說是青黃不接，目前學校不管在軟性的輔導人力，或硬性的管教人力上都面臨短缺困境。

2016年時，被通報的高中生自殺、自傷案件數僅有372件。2022年時，這個數字暴增為2296件。

當然，青少年心理健康惡化如今是全球共同面對的棘手難題，另一方面，台灣各級校園裡的霸凌、性平事件通報量，這6年間也增加至少5成。

從數字上來看，學校裡彷彿一片烏煙瘴氣，但長年關注學生權益的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張育萌認為，事實上並不是那麼悲觀，「因為以前沒有制度化的管道，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現在他更敢說出來了。」

過去幾年來，隨著多起狼師、校園霸凌案件不斷在媒體上曝光，教育部、國教署也不斷修正相關通報、審理程序，尤其涉及霸凌、性平等案件，教職員知悉後多須在24小時內通報。張育萌指出，現在當他們協會在網路上揭露學校疑似不當管教、霸凌時，就會有學生直接tag學校的粉絲專頁並留言，「你們已讀的話，就必需要通報，否則會違法！」

「所以我覺得這是正向的，以前在陰暗角落的事能被揭露 ，學生過去會擔心自己被污名化、指指點點，甚至被秋後算帳，但現在他知道，只要不舒服就可以講出來。」張育萌說。

過去幾年來，世界確實一點點地改變了。但回到校園裡，仍舊相同的人力與組織結構，真的追得上變化嗎？

每次晤談就要1小時　輔導教師獨扛420學生業務爆棚

今年3月起，各地陸續有高中開始比照大學，試行所謂的身心調適假，讓高中生可以每學期有3天的請假機會，調適身心理的不適狀態。

看在學務主任出身的大灣高中校長李宜芳眼裡，這項措施值得肯定，但她也語重心長指出，除了放假外，有些學生還需要輔導室進一步協助，「但目前輔導室的負擔是吃不消的。」

對於學生的心理照顧，校園裡多先由輔導教師對需求的學生進行晤談，若無法協助，會再進一步轉介外部諮商師、社工等資源協助，然而根據法規，以高中來說每12班才能聘請1名輔導教師，以目前公立高中每班35人來說，等於1名教師要負擔420位學生。

這些學生中，每年約有2％會面臨無故曠課、中離的情況，需要輔導室通報、與社政單位合作追蹤，此外也有約4%左右是身心障礙生，而在一般生部分，隨著手機與社群網路發展，感到憂鬱、不快樂的學生比例，近年來在各項調查都呈現上升趨勢。

對此，李宜芳指出，輔導老師跟一位學生晤談，基本上每次都要花1小時時間，且需要長期、多次追蹤，而比如發生霸凌、性平事件時，若雙方都是學生，也都需要接受輔導，在目前的情況下，現場人力其實嚴重不足。

根據校安通報統計，高中裡光是從2016年到2022年間，包含霸凌、暴力行為的事件通報連翻近2倍，從3064件增長為6162件；涉及性侵、性騷擾的兒少保護事件，通報量則從3829件增加為5760件，漲幅5成，包含家暴的安全維護事件則從942增加為1486件。


數字的增加，代表的不僅是工作量增加，另外也牽涉到校園輔導管教思維的變化。

替補人力補不上教官缺口　學務處管教、輔導陷兩難

過去被忽視的需求終於被看見，但另一方面，不少學校為了接住這些需求疲於奔命。除了知悉疑似情形就要通報外，每一件通報背後，還需要在時限內召開校事會議、霸凌防制會議、性平會等會議及調查程序。邀請委員、協調開會時間，緊盯程序的責任，往往落在學務處，尤其是生輔組長身上。

事實上，在現行機制上路前，不管是國中的生教組，還是高中職的生輔組，往往被視為「很硬」的職位，因為包含學生偏差行為的管教與輔導，往往都由組長負責；白話說就是，學生抽菸、喝酒、打架，甚至涉及吸毒、幫派，常常都是這個職位要處理的業務。

然而，原來的業務又減少了可以負擔的人。教官陸續退出校園後，取而代之的，是所謂學務創新人力或校安人員，然而這些人員多為約聘僱。松山高中學務主任張洸源便指出，過去輔導管教，有學務處和教官室兩個單位可以一起負責，現在只剩下學務處、生輔組負責，面對越趨複雜的管教環境，替補進來的人力只是約聘僱，因此多數也採取保守態度，「就是只願意做到60分，因為動不動就會被學生告，幹嘛多做多增加風險呢？」

這形成另一種的勞逸不均。張洸源說明，生輔組長也是由老師兼任，但目前兼任組長，每個月大約只有4000多元的主管加給，相比之下超鐘點授課一節有420元鐘點費，也造成越來越少人願意擔任，最後形成惡性循環，少數有熱情的人不斷燃燒自己，「但熱情總是會有燒完的時候，現場真的會很辛苦。」

除了原來的業務，張洸源說明，學務處現在要應對新規上路的各項會議，必須受理通報、協調委員開會時間、掌握處理程序外，還要檢核各項程序是否符合法規等，又是非常大的負擔，「這些事都該做，因為是教孩子如何保護自己，但沒有思考人力的問題。」

所謂的「程序」有多繁雜？攤開相關法規，光是「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就有73個條文，《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別事件防制準則」相加也有破百條文，與不適任教師最相關的《教師法》、「教師解聘辦法」、「教師輔導管教辦法」算上的話，又要再多百餘條法規。

此外，處在價值觀轉折的過渡期當中，張洸源更認為學校承受了不少壓力。比如近年來，包括學生服儀、到校時間等規定陸續放寬，此時保守、前衛兩派家長的輿論壓力，全部都會落到學校身上，有些聲音會認為「學生沒有學生的樣子」、「學校都沒在管」，另一部份則會批評改變得還不夠，主任、組長往往在過程裡成為夾心餅乾。

「現在補上的大體上能力是弱化的。」興大附中校長陳勇延則指出，相對於教官至少是軍人出身，不管學務創新人力、校安人力，往往都未受過相關知能訓練，而這在現場非常受考驗，像校園裡發生肢體衝突時，往往會需要先將衝突雙方隔開，「這都需要訓練，你把人架開，架不好的話，也可能會被告。」

時代改變需求被看見　青年團體籲：增補人力、加強知能

隨著近期包含新北割頸案等衝突事件，《學生輔導法》修法再受關注，教育部日前也已表態，會加速增補各級學校輔導人力與調整編制。

對此，張育萌認為，目前正處在改變的階段，學生不論對於輔導、心理支持的需求，或是對衝突的通報都比過去更有意識，當然學校人員也許會覺得案件越來越多，但其實這些衝突過去就存在，只是沒被處理或沒被定義，比方開黃腔過去不被認為是性騷擾，現在這些事都會進到流程。

他也指出，的確學生改變了，教師會覺得要負擔更多，尤其學務夾在兩方之間確實會蠻辛苦，回到頭來該討論的是，這些東西是否都要教師來負擔？能否有其他專業人力協助？希望教育部可以給予更多的照顧，此外他呼籲，除了增補人力，也希望增加個別教師的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