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兒島警察遭控打壓記者,侵犯新聞自由。圖為警察示意圖。翻攝鹿兒島縣警察本部IG
鹿兒島縣約10名警察去年4月搜索網路媒體「HUNTER」負責人中願寺純則住家,未出示搜索票、取走手機、不許他聯繫律師。案件涉及鹿兒島縣警備部公安課的49歲巡察長藤井光樹,他被懷疑將警方搜查資料洩漏給外部人士被捕;中願寺純則被認為是案件關係人。
警方從中願寺純則電腦中的一封爆料信,循線找到踢爆鹿兒島警方不法行為的吹哨者,警方隨後逮捕前生活安全部長本田尚志。另外,還從爆料信件找到提供資料的獨立記者小笠原淳,要求小笠原淳到案說明。
「HUNTER」負責人中願寺純則認為,警方大動作干預媒體的新聞自由,主要原因就是為了掩蓋一起性侵案。
警察之子涉性侵 卻反咬毀名譽據報導指出,2021年8月至9月期間,在COVID-19療養機構,鹿兒島縣醫學會的一名男性職員,多次性侵一名派遣的女性護理師,2022年1月,該名護理師依性侵罪提起刑事告訴,2022年9月,男子遭醫學會停職3個月,後來請辭。
涉案男子原先向護理師承認,自己犯下錯誤,但當護理師的雇主向鹿兒島縣醫學會報告這件事時,醫學會卻表示,男子稱雙方是「合意性行為」,而且男子還以「對方向醫學會報告這件事,導致我名譽受損」為由,指控護理師的雇主犯下名譽毀損罪,對此指控,鹿兒島縣警方立案調查。
日本鹿兒島縣警本部。翻攝Google Maps
護理師的雇主還面臨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當「HUNTER」負責人中願寺純則於2024年4月8日遭警方搜索住家,就在同一天,這名雇主在鹿兒島縣的一處停車場,被4、5名警察包圍,警方將他的手機扣押,理由是這名雇主為「巡查長藤井光樹洩密案」的關係人。
巡查長藤井光樹曾於2023年5月與這名雇主見面,藤井光樹那時向雇主說:「警方沒有好好處理護理師的性侵案,我只是一名警察,沒辦法代表鹿兒島縣警方,但我感到很抱歉,想來這邊向您道歉。」
自2022年護理師站出來為自己爭取公道後,網路媒體「HUNTER」持續報導這件性侵案,指出涉案男子的父親,曾任鹿兒島縣中央警察署「警部補」(日本警察階級之一),而受害女子最初投訴的單位,就是中央警察署。據悉,涉案男子前往警署做筆錄時,該署警員直接跟他說:「這件事不會成為刑案。」
日本網路媒體「HUNTER」持續報導鹿兒島警察的不法行為。翻攝HUNTER官網
媒體報導照「官方說法」 挨批輔助維權當2022年9月鹿兒島醫學會宣布「雙方是合意性行為」後,日本多家媒體都報導了這個消息,但大多沒有對此說法提出批評。護理師的委任律師美奈川成章強調:「無論是一開始拒絕受理性侵案的警方,還是在調查過程中強調『雙方合意』的縣立醫學會,都在無視人權、傷害女性,但沒有提出批評的媒體也有很大責任。」
「HUNTER」負責人中願寺純則認為:「日本媒體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體質』,依賴機關當局公布的消息,不論是中央政府、縣政府,或是警方,所有報導都以當權者發布的消息,作為報導內容,這樣一來,媒體不就成了維持權力的『輔助裝置』嗎?」
《南日本新聞》今年3月對「警方搜索媒體負責人住處」進行系列分析報導,採訪多名專家意見,愛知縣立大學研究德國媒體相關法律的教授杉原周治指出:「雖然不能做簡化的比較,但如果是在德國,警方對媒體搜索,可能會被判定違憲」、「雙方(記者與消息來源)僅是互相分享資訊,很難(將記者)視為共犯」、「如果是涉及重要公共利益的資訊被洩漏,是有被認定為共犯的可能性,但這次的事件明顯不是如此。」
專修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山田健太。翻攝專修大學官網
專修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山田健太表示:「在這起事件中,記者和消息來源之間的信任關係,被公權力破壞了,新聞自由受到侵害」、「只有當記者和消息來源之間建立信任,確保爆料消息不會洩漏,才有可能獲得各種資訊」、「為了保障國民具有『知的權利』,保密消息來源非常重要」、「我很擔心這會創下先例,讓政府機關對媒體進行搜索。」
日本媒體《創》月刊主編篠田博之擔憂:「有些人在討論『HUNTER』是媒體機構還是網路媒體,這沒有意義」、「問題的本質是消息來源曝光,這已經越過了『不該越過的那條線』,這是極其粗暴、對媒體的恐嚇行為。」
《南日本新聞》總編輯平川順一朗認為:「保密消息來源是新聞機構必須堅守的倫理規範,警方的強制搜索構成威脅,是不能容許的」、「我們不會改變媒體監督掌權者的角色,文章報導的判斷不會受到影響」、「新聞自由是確保民主的大前提。」
記者監督受限 日本新聞自由探底2024年5月3日,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公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排名,在受調查的180個國家或地區中,日本排名第70名,在七大工業國集團(G7)中排名墊底,令外界擔憂日本的媒體業,是否能守住人民「知的權利」。
無國界記者組織指出,日本記者面對的政治壓力及男女不平等問題,妨礙了記者扮演監督的角色,另外,日本的「記者俱樂部制度」也被批評,助長媒體的自我審查,以及對外國記者的歧視。
日本在2024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第70名。翻攝無國界記者組織官網
記者俱樂部制度意指,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省廳政府、地方政府機關等地接受記者採訪,但只有記者俱樂部成員才能獲准進入,通常都是主流媒體或東京的電視台記者,其他雜誌記者、獨立記者或外國記者大多無法加入。
據《東京新聞》報導,無國界記者組織於2010年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日本高居全球第11名,近年來急遽下滑。轉捩點是2011年3月11日發生東日本大地震後,福島第一核能電廠事故頻傳,但主流媒體大多透過官方公布的資訊進行報導,許多實際情況都被過濾掉了,2013年日本新聞自由度急降至53名。
報導指出,日本在安倍政府時期,通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共謀罪等法案,另外,日本議會於2024年通過《重要經濟安保情報保護及利用法》,將機密情報保護對象,擴大至經濟安保領域,這些法案也讓新聞機構在資訊取得上,受到更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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