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被吞噬3-2】承擔「超齡責任」最小12歲！ 年輕照顧者亟待人生教練相挺

隨著少子化與高齡化加速，家庭面臨的長照壓力正在悄然擴大。在台灣，有一群25歲以下的「年輕照顧者」，因家庭缺乏照顧人力而默默扛下重擔，且其照顧責任已影響就學與日常生活。專家建議，這些年輕人需要「可靠成年人」或人生教練般的角色，提供長期、整合性的陪伴與指導，幫助他們不被照顧壓力壓得喘不過氣，得以復歸正常生活。

隨著台灣社會邁向高齡化與少子化，家庭結構逐漸改變，部分青少年在家庭中提早承擔照顧責任，成為所謂的「年輕照顧者」。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進一步指出，在年輕照顧者的族群中，女性比例明顯偏高，這與社會文化長期存在的性別刻板印象密切相關。

她表示，社會普遍認為女性較溫柔、順從且適合照顧他人，因此照顧責任往往落在女性身上，這樣的情況不僅存在於成人照顧者，在年輕照顧者族群中同樣明顯。然而，更核心的問題在於，許多年輕照顧者在心智與人格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發展關鍵期，便被迫提早長大，承擔起原本屬於成人的照顧責任。



陳景寧指出，他們不僅可能需要處理換尿布、協助復健等超齡任務，也因此失去了正常的童年與青少年生活。社交發展可能受到阻礙，也難以像同齡人一樣專注於學業與未來規劃。

擔任照顧者的孩子　比同齡人更易有憂鬱傾向

她說，這種「健全發展的喪失」，若缺乏適當的成人引導與支持，可能在孩子心中留下長期的心理創傷與印記。相較於成年人，孩子更缺乏拒絕不合理要求的能力，尤其責任感強的孩子，往往不會逃避，而是默默承擔一切，其未來也可能因此被犧牲。

暨南國際大學社工系主任吳書昀也指出，擔任照顧者本身就會帶來顯著的身心負荷，對孩子與年輕人而言更為明顯。

研究顯示，擔任照顧者的孩子，與同齡人相比更容易出現憂鬱症狀、較低的自尊與幸福感，也更容易出現睡眠問題與生理性疼痛等困擾。她指出，這些心理與生理壓力往往具有高度持續性，甚至可能延續到成年之後。



吳書昀表示，照顧時間長短差異極大，可能從數個月到10多年甚至20年不等。例如照顧漸凍症患者，病程可能長達10年以上；也有因癌症確診後，在短短6至8個月內進行高強度照顧直至病人過世的情況。有些孩子甚至從12歲開始照顧家人，一直到26、27歲，整個青少年與青年時期都在照顧責任中度過，負擔期程極為漫長。

吳書昀也提醒，社會往往將年輕照顧者詮釋為「孝順、品學兼優」的典範，但這種道德化的框架，反而容易犧牲孩子的童年與發展權益。

當孩子被貼上「孝順、乖、像天使一樣」的標籤時，他們可能會忽略自己的困境，導致許多身心壓力被隱藏，形成難以被看見的「黑數」。

政府近年也開始重視年輕照顧者議題，並推出相關政策與支持措施。行政院於今年3月5日推出「強化青（少）年照顧者支持措施」，透過整合照顧、教育與就業面向資源，建構25歲以下年輕照顧者的友善支持環境，讓青年在承擔照顧責任之餘，仍能安心就學、順利銜接就業，並兼顧自我發展與生涯規劃。

該措施同時針對經濟不利學生，包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與原住民學生等，提供必要的輔導資源與經費支持。符合資格的青年家庭照顧者，可申請各項補助，如獎助學金、助學金、學雜費減免、緊急紓困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等，以減輕其經濟壓力。



對此，從18歲開始肩負照顧責任的「小雅（化名）」肯定政府設立專門窗口的方向，認為這是好的開始。然而，她也觀察到，目前政策多半集中在就學、就業與經濟補助等層面，但對於像她這樣「沒有經濟困難，卻極度缺乏支持」的個案，協助仍顯不足。

她認為，年輕照顧者最迫切需要的，並不只是零散分布在不同醫院或單位的資訊，而是一個能提供整合建議與長期支持的「可靠成年人」，甚至像是「人生教練」般的角色。

「因為我們其實缺乏社會經驗，也沒有太多資源或人脈。」小雅說，如果有人能協助他們理解醫療系統、指導如何與醫療人員或社福單位溝通，對年輕照顧者來說會是很大的幫助。她也特別建議，相關支持體系中應配置專業諮商心理師，而不只是依賴學校的輔導老師。

「諮商心理師跟輔導老師其實是不一樣的。」小雅說，專業心理諮商能提供更深入且不受制度框架限制的支持，讓年輕照顧者能夠真正說出壓力與情緒。



對於以學校作為主要輔導場域的做法，家總秘書長陳景寧指出，學校體系確實是接觸22歲以下年輕照顧者最有效的管道之一。由於台灣整體就學率高，透過國小至大學的輔導系統，最有機會建立起關懷網絡，並「撈到」那些需要幫助的學生。

然而，她也強調，這套機制能否發揮效果，很大程度取決於第一線教師是否具備足夠的辨識能力與敏感度。

及早辨識學生狀態　教師應強化觀察

陳景寧認為，關鍵在於強化教師的「雷達」。參考日本等國的做法，教師在觀察學生狀態時，若發現課業表現突然下滑、儀容凌亂、精神不濟等情況，除了傳統可能聯想到的家庭暴力或經濟困難外，也應將「家庭照顧負擔」納入考量。她指出，若能及早辨識並提供協助，許多年輕照顧者就不必獨自承擔壓力。

另一方面，對於已離開校園、進入社會的22至25歲青年，接觸與辨識的難度則顯著提高。這些人散布在不同職場與社會角落，如果沒有主動申請長照服務，現行體系幾乎難以發現他們的存在。

陳景寧坦言，即使期待企業投入資源協助辨識，實際推動仍有相當困難。因此，除了透過長照體系被動發現個案外，更需要仰賴大眾媒體的廣泛宣導，讓年輕照顧者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也了解有哪些資源與補助可以申請。

她表示，目前全國各地的家庭照顧者支持據點，其實已逐步準備好提供服務，也希望更多年輕族群能夠看見並使用這些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