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背學貸3-2】學貸申請比率連年降低　窮學生真的變少了嗎？

當台灣終於慢慢從疫情封鎖中解除後，行政院也跟著推出高達3800億元的疫後振興措施，其中220億元將用於補助就學貸款，幫已經申請學貸的弱勢學生、畢業後月收入不到4萬元，或者需撫育孩童的貸借款人，直接償還1年的本金與利息，預估將有54.6萬人受益。

不過，這項政策沒有博得太多好評。全國私校工會理事長尤榮輝接受訪問時便直言，補貼措施或許對學貸族不無小補，但對解決年輕人遭遇的問題只是治標不治本，「執政黨想爭取年輕選票，必須提出更多有利政策。」

目前我國有高達73萬名學貸族，其中43萬人已經畢業、開始還款。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除了不斷調降學貸還款利息，也從2018年開始推出多項緩繳措施，除了月收入未達一定門檻可申請緩繳外，更能無條件申請只繳利息、緩繳本金，最多可申請8年。

但除了延後、補助還款外，所謂的助學措施還有更多地方值得思索，尤其，不知道有多少身處灰色地帶的學生，因為無法證明自己有需要，只能別無選擇先背上負債。

申請門檻逾15年沒調 窮困學生慘遭「漏接」
除了提供就學貸款外，我國主要的助學措施有二，第一事學雜費減免，包括中低收入、身心障礙等弱勢家庭學生，減免6成甚至全部學雜費，而所謂低收入規定，則根據各縣市政府所訂的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基準。

然而，不少學生往往因為家裡擁有不動產，比方說阿公阿嬤留下的一棟山間老屋而超過標準，對此，教育部的另一個助學措施，則是弱勢助學計畫，提供每學期最多3.5萬元的助學金，以及每月生活助學金、保障住宿等措施。


而根據教育部資料，申請學貸的學生在比率上年年下降，從10年前約有2成6大學生申請，到去年（2022）僅剩1成9，不分公私立學校皆然，另一方面申請弱勢助學金的學生，也從5年前的5%下降到如今的3%出頭。

但這代表窮困的學生變少、大家都變富有了嗎？顯然不是，因為具弱勢身分而申請學雜費減免的學生比率，10年來始終維持在9%上下。

走勢差異的關鍵或許就在計算方式的差別。朝陽科大學務長廖俊鑑從第一線觀察指出，申請學貸的標準是家庭年所得低於120萬元以下，而弱勢助學金是家庭年所得70萬元以下，並可以有價值不超過650萬元的不動產，這個標準已經多年未變，然而在物價、工資經過多年成長後，「以前符合標準的學生，現在可能就沒辦法申請。」

如今學貸的120萬元門檻，是在2007年時所訂，當年的基本時薪，是每小時95元。

16年後，不只基本時薪成長到176元，整個社會的所得跟物價也一起成長，比如內政部公布的全國每月最低生活費，就從9509元增長到1萬4230元。

「所以為什麼申請的人年年減少？不是有需要的人變少，是我們漏接了很多學生。」立法委員吳思瑤對此無奈指出，物價、薪資水準在這16年間都有不小增長，但學貸趨勢曲線依然分毫未動，而弱勢助學金規定的不動產價值不得超過650萬元，「現在哪有這種房子？這些標準都應該要調整。」


除了標準要與時俱進，吳思瑤呼籲計算方式更該徹底改變，如今不管各縣市的低收入戶門檻，或申請社會住宅的資格，都是用家庭平均收入計算，也就是全家的總收入除以人口後，算出每人可以分到多少錢，但教育部仍在用總收入計算，「但同樣一家人賺120萬元，養3個人跟養8個人完全不一樣。」

有家產無法列低收　忙養活自己根本無暇求助

另一個問題是，有些人除了學貸之外，根本不知道如何自助。在《太報》記者訪問的過程中，不只一位大學主管直言，「資訊弱勢就是經濟弱勢，很多學生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申請哪些經費。」

來自台南的小琪（化名）便有這般遭遇。她在高中時遭遇父母離異，只能靠父親每月3、4萬元的收入維持生計，這份薪資在南部尚且堪用，但當她北上唸書後，台北的物價立刻壓得她每天下課後、放假時都得用打工填滿時間，因為家中的自有住宅，讓她被排拒在低收證明之外，也無法申請相關補助。

直到後來她聽朋友提起，才發現自己其實能申請學校的助學計畫，每學期只要做滿72小時服務，比如去幫忙送公文、填資料，就可以拿到每個月8000元助學金，「換算下來我時薪超過400塊，遠比打工划算。」

這個計畫的來源，是教育部在高教深耕計畫中，要求各大學針對弱勢生提出完善就學機制，除了以往硬性的弱勢規定外，也允許斟酌學生情況給予協助。

但過去不只小琪沒聽過計畫，就連她後來打探才發現，不少有需要的朋友也一問三不知，更鮮少聽人討論。她認為，弱勢生通常要忙於打工，有些人甚至還要處理家中的突發狀況，在資訊上常是弱勢，有需要的人可能遠比想像更多，「但大家以前礙於面子都不敢問，學生時代會覺得講這個好像很丟臉啊。」

老師多關懷、學生勇救助　資源才能有效利用

「資訊一定會有落差，我還遇過學生連畢業條件都不知道。」廖俊鑑回憶，常見情況是學校在新生訓練時會宣達，處室外會貼海報，官方社群也會定期分享，但學生往往不在意，等真正有需要時，可能又錯過申請期限，「但這不能怪學生，就只能積極去宣導」，除了被動式發布資訊外，他們也會透過導師制度積極處理，比方說像舉辦導生聚，常跟學生接觸就有機會瞭解情況，「就可以知道像為什麼他要打工打這麼凶？知不知道學校其實有錢可以申請，這是我們的責任。」

榮哥（化名）在南部的科大擔任學務主管已經超過10年，學校裡有6分之1的學生達到中低收入戶標準，看在他眼裡，學生拿不出證明、學生不知道資訊，都是令人無力的痼疾。

「有些學生是低收入戶，可是他都能買最新的iPhone，有些學生申請不到證明，但我們明明知道他連吃飯都沒錢。」他語重心長地說，證明常常變成死硬規定，但如果沒有這些措施也很苦惱，到底要怎麼知道學生實際情況？要協助沒有證明的學生很難，第一是經費可能不夠用，另外就是可能有人濫領，學校端雖然可以透過部分機制給予協助，但效果終究有限，他希望教育部能夠進一步擬定更貼合需求、幫助更多學生的標準。

他也呼籲學生要勇於求助，礙於個資法規規定，學校無法在新生註冊時就知道誰是經濟弱勢，只能等學生自己來申請，「但全校幾千個學生，你不跟老師說，我們真的無法知道誰需要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