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背學貸3-1】打工時數比上課時數還多…「實質窮」學生的心酸日常

「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在窄小的樓梯間往上連轉12次後來到6樓，穿過鐵柵欄的頂加房間，是小涵（化名）現在在台北的棲身之處。這天天氣多雲，色調陰冷的房內井然有序，泡泡麵用的鐵碗、到處撿回的免洗餐具、沖泡飲品以使用頻率為規則置於電腦桌旁的牆上，另一旁則是塞滿開架化妝品的置物架，頭上天花板黏滿應急用的塑膠片，因為之前會有碎屑散落，「但也還好，反正這裡（月租）只有6000多塊，之前幸運找到比較便宜的。」

從高雄老家來到台北已經5年，大學4年，畢業後1年，現在她一面在餐廳打工，一面接案畫設計稿，儘管房租便宜，但日子其實不輕鬆，因為手上還有大約40萬元的就學貸款。

她是家中么女，唸書時全家只有父親掙錢，但努力不見得有相對回應，一年所得還不到30萬元卻要養4口人，小涵總覺得自己應該要能申請低收入戶證明，不然最少也是中低收入，卻因為老家是阿公留下來的房子，持有不動產讓他們被排拒在貧窮線之外。

高中畢業、上台北前的那個暑假，小涵自己打工存了2萬元，以為至少夠撐一個學期，孰料天龍國的物價很快就把戶頭啃得見底，她立刻在學校旁的餐酒館找了一份工讀差，每週平均工時40小時，端盤子的時間比上課還多了快2倍，疲累與反覆的勞動很快把她的性格磨得尖銳，「就覺得我的同學有人可以悠閒來吃這種餐廳，我只能窩在旁邊吃員工餐。」

學期開始時，她總要先排完班表才能思考怎麼選課、能不能出去玩，別人的大學生活說走就走，有的是時間，她的生活只能日復一日想著錢。走在校園裡，舉凡同時出現「獎」與「金」的海報都會讓她駐足；打開電腦，跟錢有關的標題一定賺得到她的點擊；10分鐘的下課，同學在走廊上討論要去哪玩、度假，她只是默默在滑手機用人力銀行找下一份工作，有時固定的工作不好找，但畢竟南部人很早就學會騎機車，她打開手機立刻接單外送去。

助學金名單赫見熟人　才知大家不敢開口羞於討論
但貧窮是可怕的陷阱，可怕不只在痛苦，還會讓人錯失改變的機會。

有些獎學金要求成績，但忙於工作的她成績並不理想；有些獎學金要提學習計畫、交報告書，她計算耗費的時間跟中選機率後，覺得不如把時間拿去多排一點班；有些獎金要當志工，做服務，「當然還是要算時薪啊，比我打工低的話也是沒用」，慢慢地，她在心理上離學校越來越遠，「到底來台北是為了什麼？」小涵不只一次這樣問過自己。

這般日子熬了快2年才終於好轉。那時她在校內職涯中心打工，才知道就算沒有中低收身份，還是有其他助學金可以申請。遞出申請、救命錢入帳後，她開始可以把排班時間縮短到每週20小時以內，至少在教室的時間比在廚房多，開始有時間可以讀書、讓自己準時畢業。

她還記得，有時會在助學金名單上看到到熟識朋友的名字，才驚覺原來對方也有需求，「但大家根本不會討論這些事，可能覺得講出來好像在抱怨，但如果有方法讓大家可以分享多好？自己找這些資訊的時刻都是最難熬的。」

資訊弱勢錯過補助請領時機　傻傻多扛好幾萬債務
有需要卻無法證明自己有需要，是小涵曾經的痛苦，這種痛也對更多人造成傷害過。

大學畢業到現在已經工作了2、3年，郁薇手上每個月都要償還接近7000元的學貸，對她來說，這就是讀私立大學的代價，也是世界對資訊弱勢的懲罰。

她來自單親家庭，母親當年從中國經商回來後，只帶回債務就算了，連鋪張的習氣都一起帶回來，「就算沒錢，她還是會借錢來撐場面」，在郁薇的記憶裡，母親舉凡出入、吃飯、購物，都絕不讓人嗅到貧窮的氣味，於是債務就一筆疊過一筆，陷入借錢還錢的無盡循環。

就讀私立大學的學費每學期高達6萬元，還要租屋、生活，儘管入學時學校有調查是否有低收、中低收身份，可以減免6成甚至全部學費，但郁薇記得，媽媽說家裡有房子所以不能申請，更聽媽媽的話，把能貸的全部貸好貸滿，才剛18歲的她每過一學期就增加10萬元債務，當時甚至也不以為意，「畢竟從小就一直聽媽媽說，錢先借來拿到手，以後再想辦法去賺回來就好了」，往後舉凡助學金、弱勢證明，在她眼裡一律自動忽略。

直到後來，親戚發現不用低收證明也能申請的助學金，她才發現自己傻傻多扛了好幾萬元債務。

畢業後，她待還的款項總共超過60萬元。回憶剛出社會時，看著朋友假日能悠哉出遊、喝酒、唱KTV，但自己每月扣掉房租9000元，再加上將近7000元的款項，已經壓得她連外食都有壓力，「我覺得當初至少要在源頭就要讓我知道，我是符合申請資格的人，而不是只能聽別人說才知道」，回憶因為資訊落差而出現的債務落差，她也只能先擬訂計畫，一步步把錢還出來。


無法證明自己需要是種痛苦，而還有另一種痛苦，是不知道有人可以伸出援手。

「什麼助學金、工讀金，我完全都沒聽過，可能學校不覺得學生有窮人吧。」笑容跟話語都是苦中帶酸，身背60萬元學貸的阿齊（化名）說，幸運的是，他考上了全國名列前茅的頂尖大學，但不幸的也是，周遭同學都是小公主、小王子，有人的叔父輩都是醫生，有人雙親同是執業律師，還有人的二等親就是銀行總經理，「跟家裡開口講一句就能換手機、出國，哪會有人談這個（助學措施）？」

原來他的家庭情況尚可支應學費，沒想到大二那年接連變故，父母離婚了，經濟來源也垮了，衝擊突然到來，他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跑去貸款，然後立刻開始打工賺錢。

彼時他一週工時至少32小時，每天的日子反覆如下：起床、出門、上課、下課、上班、下班、回家、睡覺，然後再起床、出門、上課、下課、上班、下班、回家、睡覺，陷入彷彿無止盡的第N+1次循環，「我那時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休閒，還壓力大到胖了20公斤。」

阿齊回憶，大四的時候眼看同學討論要不要讀研究所、想去哪個國家留學，他能想的只有趕快畢業去賺錢，「不然只靠時薪真的快撐不下去。」

錯過一切減免、助學金的他，現在每個月要還5000多元的學貸。為什麼那時沒申請？他只說，家境塌得太突然，申請錢的流程太亂，也沒有人可以問，目光只能限縮在立刻能賺到的錢上，「我只覺得，不想活在那個狀態那麼久。」談過往時，他的髒話、國罵用得比壯聲詞還多，對此他並不以為意，「旁邊的人都會說我太悲觀，但我只覺得，你也來過這種生活試試看啊。」

吃飯超過100元就自責「揮霍」　長期下來心靈扭曲
「其實我覺得我們蠻需要一些心靈上的幫助。」站在陽台上點起菸，小涵說，現在的房租只有6000塊，因為有租屋補助，加上學貸後的負擔尚且能負擔，她開始有時間跟金錢出去看表演、跟朋友聚餐，但學生時代就連吃飯超過100塊，都會自責太揮霍，那情況會讓人的心靈越來越扭曲，「除了給獎學金外，學校也可以有更多類似的措施，可能是開個工作坊教我們怎麼面對壓力，因為我們也沒錢、沒時間去諮商。」

現在她的Instagram上，轉發了不少以設計、舞蹈、攝影為主題的動態及短片。她曾經學過跳舞，也喜歡跳舞，房內還有一格貼著「舞鞋」標籤的收納盒，最近則買了合成器開始研究數位音樂，這些可以稱做興趣或夢想的東西，唸書時她可想都不敢想。


時間到了要上班的時候，她換過衣服後拎著安全帽下樓。如今在信義區的餐酒館兼差，眼看比以往更奢華的燈紅酒綠，至少她心裡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糾結，「現在轉念一想，有機會知道其他世界存在是好的，至少我更早知道工作、賺錢是什麼東西。」

牽起停在防火巷裡的機車，她說，幸好最近警察沒有來開單，語畢便發動引擎往外騎去，消失在台北街頭的車陣之中。巷口的電線桿上貼著傳單，法拍屋要價將近2000萬元，但小涵跟那些還被錢壓著的人們，不知何時才可以思考安身立命這太遙遠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