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家長不管老師也難辦　校園暴力、憂鬱背後的家庭困境如何解？

在逐年增加的少年犯罪率、自殺率下，近年校園新聞屢屢成為社會新聞頭版，更加凸顯出家庭功能的缺失，隨著父母教養方式越趨兩極，積極照顧與放生不管的比例雙雙增長，儘管教育主管機關祭出人力、經費協助，但老師們對此高呼無奈，直呼一天8小時的校園生活，仍舊難以影響到失能的家庭，呼籲應該結合社區、社政資源及早協助。

曾在2019年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獎的電影《陽光普照》，描述在忙於生計、態度高壓的父親教養下，身為模範生的大兒子阿豪選擇無聲告別世界，備受冷落的小兒子阿和則逃學、逃家，最終因涉入幫派暴力行為而入監；入監後，阿和未婚懷孕的小女友只能交由母親照顧。

幾年過去，不管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或涉及幫派組織的暴力行為，越來越常引起輿論風暴，往往也讓社會要求學校、教育機構負起責任，然而面對錯綜複雜的家庭議題，扛著巨大壓力的教師們已經左支右絀。

「家庭功能不彰」成教師第一苦惱　校長嘆學校幫助有限　

包含瑩光教育協會等多個民間教育團體，在去年（2023）教師節前夕發表調查結果，發現以滿分10分來說，全台3成老師的快樂指數低於4分，平均壓力分數為6.94分，而不快樂原因第一名便是：「學生家庭功能不彰，家長與學生無法溝通卻寄望老師幫忙管教。」

「我們的家庭功能有很多進步空間，但現在都只要求學校。」德哥（化名）是來自南部的國中校長，所在地區的家庭多從事農業、養殖漁業，他回憶去做家訪時，常常看到父親眼睛只盯著手機，也不管學生在幹嘛，「家長的角色不見了。他是不願意還是做不到？偏鄉很多是做不到，他可能能力不足，或本身就是這樣長大的。」


不管是近年屢屢增加的學生自殺通報，或是像去年底的國中生割頸案等暴力案件，儘管教育部透過增聘輔導人力、落實三級輔導、調整教師輔導管教等手段協助，但第一線教師卻也開始出現反彈，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就曾呼籲正視家長管教責任，理事長侯俊良表示，學校最嚴重的處置手段，往往只有帶回管教，但許多家長根本疏於管教，變成只是讓學生在外遊蕩，建議透過罰鍰、強制參與親職教育講習等方式，課予家長管教義務。

近年來，校園裡的新聞焦點，逐漸由升學考試轉往心理層面。根據衛福部調查，國中生曾嘗試自殺的比例，從2014年的7.7%，到2021年增加為10.4%，高中生部分則從2013年的6.3%增加為2021年的9.4%；此外，學生族群感受到孤單寂寞，或因煩惱而失眠的比例，也在這幾年來持續增長。


學校裡的正式老師只有7個人，德哥苦笑，說要落實三級輔導，每個人都要負責輔導學生，「但學生一天在校頂多8小時，家長才是真正影響的地方」，然而家庭卻是最難碰觸的。

濫用威權、不聞不問比例緩緩上升　教養方式呈現兩極

少子化下，近年來家長搶進私校的風氣卻更盛行，似乎父母們更關注孩子的教育，但實際上，如今雙親對孩子的照顧態度，也逐漸呈現兩極化。

根據衛福部針對12-18歲少年調查父母教養方式，父親部分，2014年時，有半數少年認為雙方相處融洽，2022年更提升到約57%，母親方面則從62.8%增長為69.4％，看起來和樂融融的家庭似乎增多，但認為父親不聞不問的少年，8年間從7.3%緩緩增加為8.4%，認為父親濫用威權的比例也由2.8%增加為3.7%；母親的部分也呈現相似趨勢，儘管濫用威權的比例從2.9%下降為2.3%，不聞不問的比例則從2.1%上升成3.3%。


同一份報告也顯示，2014年時有7%的父母不會跟子女聊天，這個數字在2022年成長到8.3%。

這和安南國中輔導教師吳昌和的觀察相似，他認為，如今的家長對子女的教育確實呈現兩極化，有些家長的教養技巧、觀念慢慢進步，另一部份，在防兒虐法規推動下，如今的教養不太是身體虐待、打罵，「但他思考不出還能怎麼處理時，很多就是直接放掉。」

他認為，這背後當然家庭經濟狀況是個因素，但更重要是陪伴的品質，常見情況是學生回家後，雖然跟家長面對面坐著，「但只是各自用手機，沒有真正的談話。」

家長放生學生無法可管　輔導老師嘆心力交瘁

對於無心或無力照顧學生的家庭，諮商心理師林上能也很有共鳴。

他回憶過去擔任輔導老師時，其實常常在追蹤高關懷、脆弱家庭學生，還要到校外追學生行蹤，很多時候更像社工，背後問題正是目前社會安全網功能不足，然而學校要補起非常吃力，「家庭無法從學校來處理，我們接到的都已經是後端。」


他記得有一次到中輟生家裡訪問，家長出開門只說他在補眠、等等要上晚班，接著便兩手一攤：「他（小孩）不想去學校我能怎樣？」

常見情況是雙親忙於生計，學生到校情況因此斷斷續續。林上能說，這樣的學生不是在外結交朋友、加入幫派，就是整天在家玩手機，但家長只是放著學生不管、沒有家暴等情況，往往也無法由社政單位介入，只能由輔導老師以電話、家庭訪問追蹤，「但到後來家長都會拒接電話，我們能怎麼辦？」

他感嘆，不管是偏差行為或心理問題，呈現出來的其實都只是冰山一角，而這不是親職教育可以處理，他以在學校舉辦親職課程的經驗指出，「真正需要的（家長）都不會來，我們也接觸不到」，除了學校外，其實要更多社政能量合作。

少年犯罪率飆升　矯正學校校長：家庭失能又遇疫情催化

心靈問題外，另一個危機是少年偏差行為增多。位於新竹的誠正中學是矯正學校，專門收容曾經走上偏途的少年，校長陳宏義直言家庭的影響非常巨大，誠正的學生大概只有3成家庭結構完整，且4成的家庭屬於近貧或低收入戶，儘管目前社會進步，經濟卻呈現M型化，許多父母拼生計下根本無暇照顧孩子。

陳宏義強調，儘管經濟差，假若好好陪伴孩子也不會走上歧路，但有些父母也自顧不暇，可能兩個都在服刑，或有家暴情況，學生們在家裡得不到關愛，就容易被地方宮廟或幫派吸收。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學校改為線上上課，更讓家庭問題呈現新風貌，就是所謂「數位中輟」。陳宏義便指出，這2、3年來少了實體到校的機會時，學校其實也失去許多追蹤、規束學生的機會，另外學生學習狀況也因此變差，進入下一個學習階段，像升上國高中時，也因此挫折而更排斥校園。

根據警政署統計，我國12至18歲少年人口犯罪率持續增加，已經從2013年的每10萬人672.1，到2022年成長為799.59。少年誤入歧途問題越見嚴重，而事實上這個數字也從2020年明顯飆升。


家庭失能、手機補位　追求速成名利恐上歧路

位於高雄燕巢的明陽中學專門收納少年重刑犯，校長涂志宏回憶，每次懇親會都可以發現學生的家長多半年紀輕輕，小孩卻已經快要20歲，甚至不少家長本身就三餐不繼，孩子往往從小就只能自生自滅。

涂志宏感嘆，這樣的情況在手機網路普及後更嚴重，他們開始學直播主、網紅，追逐能快速出名與獲利的管道，而學校教育對他們更起不了作用，「他們很小就看出來，一般社會的遊戲規則對他們不利，覺得我要用我的規則來。」

在進入矯正學校體系前，涂志宏曾在一般國中擔任校長，他談到，家庭日或因故通知家長到校時，這些最需要關懷的的家長幾乎不會來，都說忙著賺錢，或者來了也對老師言語兇惡，學校教育跟家庭教育間幾乎斷線，「等到出事的就是一步到位全壘打、直奔本壘，也就是判刑。」

「他們也沒有好好長大」　社工：失能父母往往也來自失能家庭

可以觀察到，不少家長其實更需要協助。社工師石哲綺亦從實務經驗指出，回頭看學生父母時，往往發現他們也是在複製自己以前被照顧的經驗，像是暴力、酗酒、賭博，「其實他們也沒有好好地長大」，或者反倒因為補償心態而過度溺愛孩子。

缺乏關愛的孩子，不是在外遊蕩就是在家滑手機，石哲綺會試圖找到他們的興趣，並介紹輔導室相關資源開課程，「至少讓他們每週進學校一天」，才能努力拉住學生，但她更擔心遇到網路詐騙、兒少性剝削，像被網友要求傳裸照等，「所以最重要還是要回到家庭教育，父母知不知道學生都在看什麼？」

對此，她呼籲，目前各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應可扮演更積極角色，鎖定潛在對象給予支持，甚至入家協助，將社會安全網的範疇往前拉，「現在都是在接掉下來的，能不能更往前，協助這些小爸爸、小媽媽怎麼當父母？」

目前各縣市政府的家庭教育中心，多透過補助、計畫提供學校經費舉辦家庭教育講座、活動。對此林上能也認為，家教中心應該更積極結合民間、社區資源，對家庭教育的思考不能只侷限在學校，更該布建在像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等據點，或者透過里長辦公室跟民間諮商所等資源合作，而非只要求學校負責，「甚至家庭教育還變成評鑑指標。」

籲從前段給支持　家長聯盟：結合社區資源協助

失能的家庭、過勞的學校交織成漏洞，台灣家長教育聯盟副理事長蔡瑞東則提倡社區共養概念，像透過里長舉辦老人共餐一樣，可以思考透過里長系統或社區發展協會，結合民間資源關照家庭失能的孩子，離開學校後，接住孩子需要長期時間、心力，更該借重社區力量，他相信民間善心力量其實不少，關鍵就是思考如何整合。


在學校體系方面，他也呼籲應該要「政教分離」，也就是所謂行政專職化，減少目前教師身兼行政，反倒造成過勞、高流動率，甚至由代理老師擔任行政主管的現象，假若有專責人力長年擔任生教組長，就可以更有機會協助學生。

涂志宏也呼籲，將更多資源配置在前端防範，他比喻目前就像不重養生，等生病才去開刀，「開完刀又回到檳榔酒菸環境，幾年後又復發」，通常國小時，就可以透過老師知道學生家庭狀況，應該要趁此時讓支持系統進入，否則到國高中時學生的性格往往已經定型，更難以協助。

「助人工作急不得」　輔導教師籲讓環境有彈性

台灣性平教育協會理事達努巴克（Danubak Matalaq）本身也是輔導教師，他則呼籲在思索解方時，萬萬不能把矛頭指向家長，「他們需被理解，才有辦法進一步思考要做什麼」，底層勞工的處境往往困難且複雜，當然涉及家暴要處罰，但若其他狀況也要開罰，他擔憂會讓父母跟教師的關係更緊張，「他們會覺得是老師叫政府處罰我。」

他認為，目前社會氛圍容易放大檢視錯誤，學校和學生也都會很敏感，這反倒讓系統的彈性變少，尤其輔導老師更會受影響，「好像學生犯錯就是我犯錯」，但輔導、助人工作需要信任感，如果助人者被逼得太急，也會影響到實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