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給爸媽孝親費嗎？南韓「孝親制度」曾逼死人　政府喊2027廢除

給父母孝親費是子女的義務嗎？南韓的「扶養義務者制度」認定成年子女須扶養父母，這使有子女的老者被視為有人照顧，遭排除於政府補助之外，導致2014年貧病交加母女3人因此拿不到補助，選擇一起自殺。如今隨社會變遷，不拿子女錢的老年人越來越多，南韓政府預計2027年廢除遭到外界批評的「孝親制度」。

跟子女拿孝親費已成過去式　南韓老年人「晚年靠自己」

據韓媒《中央日報》報導，今年79歲的朴某，獨自住在京畿道水原市的住處，她的丈夫已離世超過10年，50多歲的女兒住在美國，同樣50多歲的兒子則因事業不佳，無力再給生活費，沒有向子女收取孝親費的朴某，每天省吃儉用，自己參加居民中心的老年就業計畫，打工賺取生活所需。

朴某表示：「我兒子還有兩個小孩，其中一個還是學生，需要花很多錢，我不要增加他的負擔，我現在身體也算健康，工作沒問題。」



跟子女拿孝親費的時代，已成過去式，南韓統計廳的數據顯示，今年4至6月65歲以上民眾的月均「私人轉移所得」，為24萬2937韓元（約5200元台幣），較去年同期的25萬6953韓元（約5500元台幣），減少約5.5%，也是2021年以來最低。

所謂「私人轉移所得」，意指來自家人、親戚或他人無償提供的金錢，對老年人來說，大部分來源都是子女提供的孝親費，韓國勞動研究院的資料顯示，1980年60歲以上民眾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子女的私人轉移所得，佔整體收入的75.6%，但隨著孝道觀念的轉變，該比例在1995年降至56.6%，2003年來到31.4%。

松坡三母女輕生事件　「房東阿姨，這是最後的租金」

事實上，南韓過往有深厚的孝道傳統，甚至反映在國家制度中，但不合時宜的制度，卻導致悲劇發生，最衝擊社會的事件，就是2014年的「松坡三母女悲劇」。

當年2月26日晚間9時20分左右，在首爾松坡區的地下住宅內，房東發現3具屍體，死者為3名房客：60多歲的朴某，以及朴某35歲的長女金某、32歲的二女兒金某，旁邊還放著一盆燒盡的木炭灰。警方判斷，三人因走投無路而共赴黃泉。

在三人的遺體旁，留下裝有70萬韓元（約1.5萬元台幣）的信封及一張字條，上面寫著：「房東阿姨…對不起，這是最後一筆房租和水電費，真的很對不起。」

這件事讓南韓國民痛心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母女即便在離開前，都還想著要繳房租，南韓網友寫道：「即便貧困也不想造成別人困擾，更讓人覺得惋惜」、「貧富差距的犧牲者」、「福利制度死角的犧牲者」、「政府收了那麼多稅，都用到哪裡去了？」



母女三人家境貧苦，母親朴某在餐廳打工，獨自撐起家計，大女兒患有嚴重的糖尿病與高血壓，長期無法工作，二女兒雖然有打工，但收入不固定，難以成為家中穩定的收入來源。

警方在房內找到家庭帳簿，上面寫著「泡麵、魚板、香腸、白吐司」等食品，大部分都是1千至2千韓元（約20元至40元台幣）的便宜食物，令人心寒。

反映孝道的「扶養義務者制度」　男性就該負擔沉重家計？

為什麼家境困難卻無法獲得政府支援？在母女輕生的3年前，朴某曾向政府申請補助，卻被認定不符合條件，關鍵就是南韓的「扶養義務者制度」，在該制度下，傳統上承擔孝道義務的子女，被認定為父母的優先照顧者，因此有2位成年女兒的朴某，幾乎無法獲得政府補助。

「扶養義務者制度」的制定背景，與南韓過去的孝道觀念密切相關，就如同南韓常見的一句話「向下之愛」（내리사랑），意指父母對小孩傾注的無限關愛，相對的，子女長大後也要盡孝道，這是從朝鮮時代流傳下來的傳統觀念。

成均館大學文學院教授金成洙（김성수，音譯）曾撰文介紹南韓的孝道文化，他說明，在南韓的傳統社會中，「孝道」要求子女無條件服從父母，甚至必須犧牲自己，例如女性必須扮演「侍奉公婆」的角色，個人的人生或選擇，只能排到次要順位。



根據南韓統計廳的數據，在1998年高達89.9%的南韓民眾認為，照顧年邁父母是子女的責任，相較之下，認為父母應自行負責老後生活的人，僅有8.1%，在「子女照顧父母是天經地義」的觀念下，「扶養義務者制度」於2000年上路。

該制度實施後，陸續引起爭議，除了「松坡三母女輕生案」讓社會開始反思，將孝道制度化是否有必要，該制度對於扶養費比例的規定，也引發男女不平等的問題，這項制度規定，兒子應負擔的父母扶養費，為收入的30%，女兒僅為15%，換句話說，政府直接認定：男性應該承擔比女性更大的扶養責任。

「國家比子女可靠」　長照責任逐步轉移到政府

據韓聯社與《朝鮮日報》報導，南韓社會觀念經歷巨幅改變，民眾認為子女應扶養父母的比例，在2024年已經降至18.2%，政府決定逐步廢除不合時宜的制度，今年1月開始，推定的扶養費負擔比例，子女同降至10%，不僅降低扶養負擔，也解決長達25年的「男女不公平」問題。

另外，過去將子女的收入，作為排除補助的門檻，今年也將子女收入標準提高至1.3億韓元（約280萬元台幣），大幅放寬申請補助的標準，預計在2027年全面廢除「扶養者義務制度」，未來補助的審查對象，僅以申請人的經濟狀況為依據，不再納入子女的收入條件，長照責任將從家庭轉移至政府身上。

今年第二季，65歲以上南韓民眾的私人轉移所得占比僅剩7.5%，相較之下，勞動所得31%，公共轉移所得35.5%，老年人領取的政府補助與個人收入，已大幅超過子女的孝親費，甚至有長者受訪表示：「國家比子女可靠。」

不過，隨著家庭的扶養功能逐漸式微，南韓社會也面臨新問題，首先，根據統計數據，65歲以上南韓民眾的月平均公共所得移轉，2024年第二季較前年增加2.8%，今年第二季又增加4.2%，達到115萬2526韓元（約2.4萬元台幣），創下歷史新高，這代表政府的財政負擔將越來越沉重。

第二，南韓老年人的貧困比例、自殺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當中，均為第一名，現代社會下許多年輕人，連自己的經濟生活都相當吃緊，已不將扶養父母當作自己的義務，但高齡貧困的問題卻在惡化，政府應提供高齡者更多支援或就業機會。



第三，現在處於中年階段的南韓X世代（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出生），許多人承擔「雙重扶養責任」，既扶養老邁的雙親，又照顧年輕的子女，且高達57%的南韓X世代表示：「家人比我更重要」，這顯示X世代不僅擔負沉重壓力，也保有較傳統的家庭觀念，可能會與不願負擔孝親費的MZ世代（1980年代初期至2000年代初期出生），發生價值觀方面的衝突。

在南韓的漢字中，「孝」由「子」與「老」兩個字組成，象徵子女揹著老邁的父母，但數十年來社會變動快速，經歷工業化、都市化、個人主義抬頭、少子化、高齡化，孝道的意義也不斷轉變，傳統觀念中，孝道帶有某種強制力，如果違背父母單方面的要求，更可能被批評為「不孝子」，孝親費的問題也可能引起子女的罪惡感，現代的孝道，或許逐漸轉向親子間的情感交流與真誠關懷，從雙向的互動中產生尊重與羈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