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障礙世代」的反主流文化者：退出「無限瀏覽模式」，長期投入某一件事物

你可能有過這樣的經驗：夜裡，你打開網飛（Netflix）開始瀏覽，想找部影片來看。你滑過不同的標題，看了幾個預告片，甚至還讀了幾篇評論，但就是無法下定決心要看哪一部電影。三十分鐘就這樣過去了，你仍然困在無限瀏覽模式中，所以你乾脆放棄，你現在已經太累，什麼都不想看了，你決定在此停損，直接睡覺。

無限瀏覽模式

我認為，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典型特徵：保持選擇的開放性。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曾提出一個詞彙，能適切地形容我所說的這種現象──「液態現代性」。包曼解釋說，人們從不想屬於任何一種身分、地方，或社群，所以我們就像液體一樣，處於一種可以適應任何未來形式的狀態。而且不僅人們如此，人們周圍的世界也像液體一樣。我們不能期待任何工作或角色、想法或志業、團體或機構，會以相同的形式長期存在──同樣地，它們也不能這樣認定我們。這就是液態現代性：它是無限瀏覽模式，但適用於生活中的一切。

對許多人來說，離開家去外面的世界，就像進入一條長長的走廊。我們走出了自己成長的房間，來到了這個有著數百扇門的世界，可以無限地瀏覽。我看過擁有這麼多新選擇帶來的好處。我看過當一個人找到更適合真實自我的「房間」時，他們感受到的那種快樂。我發現做重大決定不再那麼痛苦，因為你隨時可以退出，隨時可以移動，隨時可以分手，走廊永遠在那裡。大多數時候，我看到了朋友們瀏覽各種房間的樂趣，經歷了歷史上任何一代人都不曾經歷過的新奇體驗。

但隨著時間推移，我察覺太多扇門帶來的負面影響。當然，沒人想被鎖在某一扇門裡面，但是，也沒人想住在走廊裡。當你對某件事失去興趣時，擁有一些選擇是好事，但我發現，我從一個選項跳到另一個選項的次數越多，我對這些選項就越不滿意。現在，我最渴望的體驗不再是新奇的衝擊，而是那些完美的週二晚上，和認識很久的朋友一起吃晚餐的時刻──那些你用心珍惜的朋友，不會因為找到更好的人而離開你的朋友。

長久投入承諾的新型英雄

隨著年齡增長，那些退出無限瀏覽模式的人反而越來越能激勵我。這些人選擇了一個新的房間，離開走廊，關上門，完全安頓下來。

電視節目先驅弗雷德．羅傑斯（Fred Rogers）錄製了八百九十五集《羅傑斯先生的鄰居》（Mister Rogers’ Neighborhood），致力於推動兒童電視節目朝更人性化的模式發展。天主教工人運動（Catholic Worker）的創始人多蘿西．戴（Dorothy Day）每晚都和那些社會邊緣人待在一起，這樣的承諾與付出對他們來說事關重大。還有小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不僅曾於一九六三年時面對高壓水槍鎮壓，還於一九六七年時，主持了他的第一千次冗長規劃會議。

這類新型英雄讓我產生了欽佩之情，我開始欣賞與小時候所景仰的偶像完全不同的人物。那些「很酷的老師」在我記憶中漸漸消失了，我甚至想不起某幾位的名字；但那些慢條斯理且沉穩的老師，卻始終徘徊在我記憶中。

我高中時，學校裡有一位令人生畏的劇場人員和機器人技術組長，巴盧先生，他在學生中培養出一批不合群的維修匠和未來的工程師。他似乎獨占了學校的某個區域，裡面擺滿進行到一半的案子、數十年累積下來的技術成果，以及穿著黑色T恤的忠誠學生信徒。學校裡的大多數人，包括我在內，都有點怕他，害怕自己會妨礙到他，或者弄壞那裡的某樣東西。但這就是他那套方法的關鍵，如果你願意面對自己的恐懼並與他接觸，他會教導你幾十種工藝技術中的一種。

有一次，我和朋友為學校的娛樂表演拍了一支搞笑影片。他看了之後告訴我，我「完全不會取景構圖」，這支影片不夠好，不能展示給觀眾看。其他老師都只是為學生做了某些東西而高興，對我十幾歲時拍的影片總是給予讚賞。巴盧先生則不同，他堅持認為，如果你想從事一門技藝，就應該好好磨練。我還記得我抱怨他對我太苛刻了。

但巴盧先生的方法也有正面之處。有一次，我想在學校的庭院裡搭建一個音樂會場地。每個老師都認為這個想法很荒謬，不可能辦到。但當我告訴巴盧先生時，他一點也不吃驚。他說，如果我學會使用工程軟體，並設計出一個藍圖，他就會支持我，把這個東西做出來。這才是真正的老師──對你要求很多，但如果你致力於學習，他就會全力支持你。

我跟蓋特利太太學鋼琴，她在她那間房子的客廳裡，同一架大鋼琴旁邊的同一把椅子上，坐了四十年。當我的朋友花一到兩年的時間，自由地進出鋼琴課，學習他們想學的流行歌時──凡妮莎．卡爾頓（Vanessa Carlton）的〈千里迢迢〉（A Thousand Miles）和酷玩樂團（Coldplay）的〈時鐘〉（Clocks）是我那年代的流行歌──蓋特利太太的教學方式看起來就是老古董，她的學生不只要學習音階和演奏古典音樂，上蓋特利太太的課，就等於加入一種沉浸式的體驗，這種體驗比學鋼琴更重要，甚至比你更重要。

你不能只是每週去上課，所有學生都必須按照蓋特利太太的日程表來安排活動，像是秋季的獨奏會、耶誕節的音樂會、奏鳴曲節、六月的獨奏會──而且每項活動之前都有相應的練習，所有學生都要一起準備。你必須學習鋼琴的歷史，巴洛克時期和浪漫主義時期的區別，以及演奏結束後鞠躬的正確方式。

你也不能真的退出。中學時，有一次我問蓋特利太太，我是否可以休一年的假。

「可以吧，」她回答，「但我們這裡並沒有休假一年這種事。」

我最後在蓋特利太太那裡上了十二年的課，在那個客廳裡學到了比鋼琴更多的事情。我看著一些年紀較大的學生演奏我覺得自己不可能學會的曲子，但到了最後，我也學會了。而且因為蓋特利太太認識我的時間夠久，以她對我的洞察和權威，能提供比其他老師更深刻的建議，比如她告訴我：「你的生活步調有點快，如果你慢下來，可能會感覺好一點。」我父親過世時，多年來在各種音樂會上都會與他碰到面的蓋特利太太也來參加葬禮，這件事意義深重。從那些讓你在第一堂課就演奏〈千里迢迢〉，並在你第一次感到無聊時就同意你退出的老師那裡，你是不可能得到這些體驗的。

像蓋特利太太和巴盧先生這樣的人，以及多蘿西．戴、弗雷德．羅傑斯和小馬丁．路德．金恩這樣的偶像人物，我並不是隨便湊在一起談的。我認為他們是同一種反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承諾。他們都採取了同樣的激進行動，對特定事物做出長久投入的承諾，無論是特定的地方或社群、特定的志業或行業，還是特定的機構或個人。

主流文化的反叛者

我用「反主流文化」一詞，是因為這樣的行為，並不是當今主流文化敦促我們去做的事。主流文化敦促我們去豐富自己的履歷，而不是被某個地方束縛住；它敦促我們重視可以應用於任何地方的抽象技能，而不是只能做好一件事的技藝。主流文化告訴我們不要對任何事情投入過多情感，最好是保持距離，以防公司被出售、收購、縮編，或「提高效率」；它告訴我們，不要太認真堅持任何事情，而且當別人不這麼做的時候，也不要感到驚訝。最重要的是，它告訴我們要保持選擇的開放性。

然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是這種文化的反叛者，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主流文化格格不入。

他們是公民──認為自己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有責任。

他們是愛國者──熱愛自己居住的地方以及這些地方的鄰居們。

他們是建設者──從長遠角度來看，他們會把想法變成現實。

他們是維護者──監督著機構和社區。

他們是匠人──為自己的手藝感到自豪。

他們是同伴──花時間與人們相處。

他們與特定的事物建立關係，並透過長期努力，來表達他們對這些關係的愛──為此關上其他的門，放棄其他選擇。

好萊塢電影在講述勇氣的故事時，通常會採用「屠龍」的形式，也就是故事中會有一個反派，而勇敢的騎士在某個重要時刻，做出了一個決定性的選擇，冒著一切風險為人民贏得勝利。所謂的勇氣，就是那個站在坦克前的人，或衝上山的軍隊，或在完美的時機做出完美演講的候選人，所展現的特質。

但我從前述長期奮鬥的英雄身上學到的是，並不是只有面臨「屠龍」式的情境才叫勇氣，那甚至不是我們應該仿效的英雄主義類型，因為大多數人在生活中並不會常常面對戲劇性的、決定性的時刻，至少不會經常碰到突然冒出來的關鍵時刻。大多數人只是面對著日常生活：一個接一個的平凡早晨，我們可以決定開始去做或繼續做某件事，或者是不去做。生活最常給予我們的，不是偉大而勇敢的時刻，而是一連串平凡而微小的時刻，我們必須從中找到自己的意義。

這些反主流文化而專心致志的英雄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努力，這本身就是一件戲劇性的事了。阻礙他們前進的巨龍，是每天的無聊、分心和不確定性，這些都會對長期的承諾造成威脅。他們的重要時刻，看起來並不像是揮劍，而比較像是耕種。

※本文經采實文化授權刊登《選擇障礙世代：受困於「無限瀏覽模式」，將成為現代最危險的文化病症》部分章節，文章標題經《太報》編輯改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