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著老舊的相片你可愛的模樣,記憶停留在你失蹤的那瞬間,我對你的思念從未停止。」民眾到公家機關、車站、公園都會看到協尋失蹤兒少的海報,今年(2023)已成絕響,因衛福部刪除預算,營運25年、開發各種協尋管道的兒童福利聯盟「失蹤兒童少年資料管理中心」去年(2022)底結束服務。
2歲時失蹤、9歲被找回的Eva,現在已經大學畢業,2歲時她跟一群孩子在住家三合院玩耍時被人抱走,相隔7年能被尋回,靠的就是協尋海報,那時養父的哥哥看到海報上照片,很像Eva幼時的樣貌,他回家跟自己弟弟說這件事,Eva養父歷經一番掙扎,主動聯繫失蹤兒少中心,讓Eva得以重回原生父母家庭。
原來Eva當初是被離家的養母偷抱回家,養母對養父佯稱是朋友未婚懷孕希望幫忙帶大。Eva有記憶以來,只知道待她如親生孩子的養父就是她的爸爸,9歲時當養父眼眶紅紅地對她說「其實我不是妳的爸爸」,對Eva來說,完全不懂大人在說什麼,到後來知道事情真相,內心衝擊很大。
Eva說,相較於很疼愛她的養父,情緒控管有問題且吸毒的養母會打她,導致每天活在恐懼中的她就像個小刺蝟,小時候脾氣不好,回到原生家庭需要時間適應,有時為武裝保護自己,會對家人發脾氣,無法理解父母失去孩子感受,家人也因為她曾走失自責,會護著、讓著她,雖然大家都刻意少提「失蹤」的事,但那就像隔一道門,讓彼此無法好好交流。
「不只是要找回孩子,更重要是透過社工幫忙,用強力膠將斷掉的家庭連接重新接回!」失蹤兒少中心組長謝欣伶說,不管是早年多數因失蹤被偷抱的孩子,或現在自願且重複性離家的孩子,失蹤兒少中心很重要工作就是讓孩子跟家庭關係重新連結。
Eva跟家人總共接受8次心理諮商、親子會談,就連養父出意外過世,也是生母主動提議讓她當孝女送最後一程。Eva說,因為有兒少失蹤中心願意整理資料比對及加強協尋,才能讓她回到原生家庭,且10多年來持續關心、關懷,幫助她修補家庭關係。
早期許多家長急切尋找失蹤孩子卻求助無門,當時只能單打獨鬥四處張貼尋人啟事,卻屢遭他人利用以提供線索為由詐騙急切尋找孩子父母金錢,台灣省政府因此在1998年與兒盟合作在台中成立失蹤兒少中心。
25年來,兒盟除與公家機構合作,也與連鎖影城、網路平台等合作開發各種協尋管道,希望增加新的線索,幫忙像Eva這樣被假報身分就學生活多年的孩子能回到原生家庭,並與法醫研究所合作,成功比對幾具無名屍是家長心心念念尋找的失蹤兒少,也成功比對被出養到國外的棄嬰身分竟是公開尋找的失蹤兒少,在省府裁撤後,接續由內政部兒童局、衛生福利部保戶服務司每年編列100多萬元提供服務。
謝欣伶說,失蹤兒少中心的服務是志願性個案,從1998年至2022年12月7日,總共開案2285件,尋獲失蹤個案有2025件,沒尋獲狀況以長久失蹤的100多位最多,另也有很多是家屬已經將失蹤個案宣告死亡。
不過,至今仍有很多家屬仍未放棄找尋長期失蹤的孩子,時間最久的是一名住新北三峽的2歲男嬰,1985年失蹤,算一算年紀已經39歲,但是年邁的母親37年來仍不放棄找尋,每天吃飯桌上還是會留著他的位子和碗筷,期盼有一天能夠找回孩子。
國內自90年代建立失蹤人口資料庫,30多年來,至今仍有600多名失蹤時在12歲以下的兒童下落不明,其中失蹤時為7歲以下的幼兒占7成以上最多。
失蹤兒少中心與家長聯繫,總是在深切期盼希望聽到好消息後落空而嘆息感傷,社工因此也會關懷家長生活、關切是否家中有其他資源需求以及輔導陪伴悲傷的他們度過等待的歲月。
「生要見人,死要見屍。」謝欣伶說,長久失蹤孩子對年邁父母都是個缺憾,他們想起這個過往都非常傷痛,也因此中心都會保留父母DNA,希望留存比對,就算父母有一天都不在,第二代也能有機會找回手足。
失蹤樣態隨著社會環境不同,樣態有很大改變。由於戶政系統建置完善,規範必須由醫生開立出生證明,幼小孩童被偷抱或帶走的情況大幅減少,然而,隨著網路資訊發達,青少年自願離家變成兒少失蹤的主要問題,失蹤兒少中心的協尋海報上的照片,這些年也以協尋青少年為主。
兒盟為吸取更多協尋技術與輔導知能,以台灣失蹤兒少中心加入全球失蹤兒少網絡GMCN,並推動Facebook與警政署制定了安珀系統,讓兒少失蹤可以有緊急協尋曝光的管道,與國際交流發現全世界的兒少失蹤大宗跟台灣一樣是少年離家為主,其中包含網路誘拐、網路侵害兒少人身安全等的議題需要跨國合作。
不過,服務25個年頭後,令兒盟錯愕的是,衛福部去年編列2023年預算時,將長年編列的失蹤兒少中心的100多萬元年度預算刪除,也讓兒盟不得不決定在去年底(2022)結束失蹤兒少中心服務,但兒盟強調,仍會持續關懷願意與兒盟保持聯繫的長久失蹤個案的家長,以及後續會內未結案之的離家少年個案,提供關懷輔導。
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副司長郭彩榕對此表示,「失蹤協尋是警方權責,警政署也有那個能力」,失蹤案件已不像早年是拐帶被騙,多數是青少年跟家庭的衝突,警察找回失蹤少年,若家庭功能不佳,跟父母的衝突沒有改善,還是會重複離家,因此單一據點的服務工作已不符合需求,強化在地社工服務更重要,協尋工作全數回歸警政系統,離家少年的輔導工作則納入各縣市「逆境少年及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郭彩榕說,兒少離家原因,追根究底還是跟家庭、父母關係有關,並衍生家暴等問題,必須正視問題核心,才能避免孩子找回來後又再度離家,保護司透過地方社區組織做預防宣導,例如培訓社區人士用在地語言倡議暴力防治,並針對新興犯罪樣態,例如網路誘拐、性剝削等加強初級預防,讓各地宣講師理解議題,強化教育宣導。
「警政及社政互踢皮球,犧牲的卻是兒少安全的重要議題!」兒盟政策中心主任李宏文批評,警政署連個專責失蹤兒少失蹤預防的專責單位都沒有,兒少失蹤只編進人員有限的防治科處理,失蹤兒少問題長期都是由社政單位衛福部挹注資源,讓失蹤兒少中心長期就像個「黑機關」,沒有法源依據,不僅在協尋與後續輔導、諮商的能量受限,更重要的是,需要資料庫做新興現況更深入研究之際,卻在沒有配套的情況下,就讓這中心走入歷史。
李宏文說,不是說一定非得兒盟來做,但是失蹤兒少的早期預防、即時協尋、事後追蹤輔導等工作,必須將失蹤兒少中心入法才能以常態化推展,將失蹤兒少的三級預防、處遇與追蹤輔導正式法制化,並明定主管機關,積極落實兒少失蹤防制工作。
美國失蹤及被剝削兒童中心(NCMEC)也是由民間NGO成立,但6成經費是由聯邦政府挹注成立,最重要是跨部會合作的單位,警政單位也佔重要角色,委託民間協尋及失蹤防治,並將服務關注的焦點擴展到和失蹤案件息息相關的兒童性剝削議題,李宏文認為這種模式很適合台灣參考,「失蹤防治必須跨部會整合」。
以警政署統計,每一年4000到6000多位少年失蹤,雖然政府一直強調有9成的尋回率,但是李宏文強調,該關注的是「那1成沒有找回的孩子」,他們沒有謀生能力,女孩可能被迫要靠身體賺錢,男孩可能被販毒集團吸收,做毒品交貨或詐騙集團車手,觸法少年最後還是進到司法體系。
他批評,警政署不肯扛責任,以往立法院試圖修《警政署組織條例》,將失蹤兒少預防放進去,台北市長蔣萬安2020年在立委任內也推動失蹤兒少中心法制化,但警政署跟衛福部互踢皮球,警政署說只管犯罪,「難道新型態兒少失蹤的網路誘拐、利誘不是《刑法》的權責?」衍生的販毒、詐騙、性剝削哪一個不是現在該正視的社會問題?但警政署對失蹤兒少預防撇得一乾二淨,保護司也覺得夠了不再擔責任,政府部會都不正視預防問題,未來失蹤兒少問題恐更嚴重,「這難道不是社安網的破洞?」
兒少失蹤不只是預防議題被漠視,更令NGO氣憤的是問題發生了,政府卻讓安珀警報「無用武之地」。
在失蹤兒少中心推動下,警政署2016年與臉書簽訂「安珀警報」,也就是處在需要協尋對象的目標搜索區域時,臉書就會在民眾打開臉書動態消息頂端附近看到警報,警報內容包括失蹤兒少的相片、有關失蹤案件的任何公開資訊,但是台灣的安珀警報從2016年上路,每年有5000至6000名兒少失蹤,6年來卻從沒有啟動過。
2020年高雄14歲劉姓國中少女誘拐事件,警政署就曾遭民代、社團批評把安珀警報當裝飾品。那時被害少女以手機通訊軟體與網友聯絡,至新竹應徵「電玩代打」工作,在高鐵新竹站下車被不明車輛載走即失去聯繫,少女父母除報案協助,因警方未啟動安珀警報,家屬只能自力救濟,在各大社團發文協尋,後來網友發現監視畫面載送女孩者跟過去有同樣犯罪的嫌犯很像,透過人肉搜索才在3天後找出被囚禁的少女。
李宏文透露,當時臉書高層曾主動詢問為何我國警政署都不啟動安珀警報,臉書也不方便主動發布,更讓他羞愧的是,在2019年covid-19疫情爆發前,臉書在亞太地區召開網路安全高峰會,當畫面秀出台灣安珀警報數據是零,還有他國友人對他說「台灣治安真好ㄟ」,警政署把發布條件規定僅限「擄人勒贖」,遲不鬆綁比照他國放寬為「兒少遭誘拐」,只是在粉飾太平。
時代變遷,失蹤兒少的樣態雖然改變,但牽涉的警政、社政、教育問題只有更多,甚至牽涉網路安全、跨國議題。政府關閉失蹤兒少中心,卻沒有針對現況問題,提出更積極的政策與對策加強預防機制,同時鬆綁安珀警報發布要件,擴大協尋量能,失蹤兒少問題恐怕更加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