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幼時家族閉口不談阿公　白恐受難者第三代張旖容追尋真相：傷痛會遺傳下來

從228到白色恐怖時期，台灣長達40年間，有14萬名受難者被國家威權拷上政治犯枷鎖，其中進到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則有2萬9407件，這些數據，不僅僅述說威權與受難者之間不平等的關係，更是透露多少人生、家庭為此產生巨變，受難者二代可能年幼時頓失父母、被警察監控度日，將恐懼不安彷彿透過基因流傳到三代，使其乘載無法被量化的痛苦。

「阮是誰人你知沒，不知道阮不知道，阮身分證佇叨位，身分證你藏有沒，證件袂當拍毋見，警察不時要檢查，無身分證予人掠，揣著了才會安心……」若用台語唸〈阿母的身分證〉這首詩，可窺見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辛酸。

〈阿母的身分證〉是白色恐怖受難者黃溫恭的小女兒黃春蘭所寫，講述媽媽楊清蓮在丈夫無預警消失、被槍決後，仍飽受警察時不時上門盤查折磨後，晚年失智與家人天天上演的對話。



黃春蘭是黃溫恭的遺腹子，上有哥哥黃大一、姊姊黃玲蘭。她年輕時也曾一度被威權政府斬斷留學之路、應徵工作時被刁難、在未知的狀況下，被安排與間諜相親，以確保她是否有反叛思想。當時威權政府對黃家的監控種種情事，前後長達30、40年，如同編織密密麻麻的網，叫人難以掙脫。

黃溫恭以共產黨身分被捕後 恐懼又窒息成了家族印記

令人悲傷的是，黃溫恭自1952年自屏東春日鄉以共產黨的身分被捕後，家人親友皆不知他是死是活、人在哪裡，直到隔年被槍決後才收到通知書，恐懼又窒息成了家族無法抹滅的印記，為此，家族鮮少在晚輩面前提起黃溫恭，彷彿他未曾存在過。

然而，黃春蘭的女兒張旖容未曾見過阿公一面，不過高中、大學開始，張旖容漸漸從旁獲知阿公可能是白色恐怖受害者，2008那年，一個因緣巧合，她進一步追查，更看到阿公被蔣介石下令判死刑的判決書、寫給家人的多封遺書，透過史料研究、訪談當時事件參與者、阿公的同學朋友們，逐步為家人解開家族數十年來許多疑問，長達2年透過不斷陳情、召開記者會等方法，才讓國民黨政府將阿公的遺書正本歸還。

而張旖容在過程中漸漸察覺一種可能：媽媽以前嚴苛要求她的學歷成績以及近似虐待的打罵，係因她仍活在以前被政府控制的恐懼當中，從媽媽的角度來看，或許透過相對公平的聯考制度，是人生唯一擺脫被政府監視的出路，只是這個方法都讓她深刻體認到禁錮恐懼，彷彿複製母親當年的痛苦。

媽媽執著學歷成績　母女關係緊繃成難以抹滅的傷

談起白色恐怖第三代的身分，張旖容是成年後才知曉，這個答案來的不早不晚，她有心智、有勇氣深入探究阿公黃溫恭究竟為什麼33歲那年被國民黨政府判死刑，留下懷孕5個月的妻子與兒女，從中了解自己與媽媽黃春蘭的傷痕。

張旖容是七年級生，趕在解嚴前出生，自她有記憶以來，家裡從不討論政治，只討論學歷成績。她表示，上幼兒園前，媽媽就拿自製字卡教她認字，因此她在3、4歲時就能讀有注音符號的故事書、讀招牌的字，5歲半提早入小學，雖比同學年齡小，在班上考前幾名沒問題，還考進資優班，因此她在小學時期不曾為了成績煩惱過，4年級轉到類似森林小學的公館小學後，過得更是自在快樂。

不過，自她升上國中後日子開始不好過，當時因為媽媽從台灣大學結束2年博士後研究，在高雄找到新工作，獨自帶著她與弟弟移居南部，爸爸則留在台北繼續住院醫師訓練，為此，媽媽工作孩子多方兼顧，壓力大，再加上當時她就讀高雄高升學率的五福國中，雖然成績不差，但靠自學方案（非現在的在家自學，可不需通過聯考，依據在校成績申請高中）可能無法進高雄女中，常常急得媽媽出手打人。

她記得爺爺奶奶當時南下探望的時候，奶奶很心疼她的傷，接她到北部念書1年多，「我弟弟他很懂得看臉色，也會示弱道歉，可是我不一樣，我沒有錯為什麼要道歉？看著我媽我也不說話，就是瞪她，結果她更火。」

高中時透過聯考進了雄女，名次倒數變日常，家裡打罵也成日常。她回憶，有時候她在睡夢中會被媽媽用掃把打醒，她又驚又氣又恐懼，後來學會換喇叭鎖，把自己的房門鎖給換了，進房間就鎖，出門也鎖，她才有安全感。

她回憶，有次她外出，回家發現自己的房門上破了一個洞，弟弟說，那是媽媽以為她在家，為一件事氣得踹門才有那個洞，「後來我用白紙貼在洞上。」

張旖容還舉了一個例子，解釋母親當時執著學歷的例子。她說，很多同學的母親很在意孩子的胖瘦美醜，但媽媽從不在意，專注在她想執著的，譬如參加30年同學會，可是回來分享的不是大家畢業後的精采人生，而是某某某當年是班上第幾名，後來考上台大，嫁給讀台大醫科的先生，種種經歷都讓她一度以為，自己的存在只是一張成績單而已，不是一個有自我意識、有情緒的人。

她說，其實爸媽都曾希望她能考上台大醫科，可是相對爸爸的溫和，媽媽的方法讓青春期的她無法理解，而母親也不理解她的感受，讓原本應是緊密親暱的親子關係變成矛盾緊張的情緒，直到她高中一次受不了離家出走3天，以及上了大學離家之後，母女相處漸漸緩和，不再劍拔弩張。「其實當時每次被打的原因我已經忘了，可是身心不曾忘記傷痛。」張旖容說。

從判決書開始追尋真相　她拼湊出阿公黃溫恭的一生

對於黃溫恭，張旖容印象中，小時候從沒聽過阿嬤和其他親戚家人提起，她和弟弟曾問媽媽阿公怎麼過世的，媽媽草草以「車禍走了」帶過，當時也不疑有它。直到高中某天，看到舅舅黃大一的一份書稿，上面寫著「我老爸當年被國民黨抓去槍斃！」以及大學時在家中收到《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通知書，她才開始察覺阿公的存在，以及阿公可能真的被政府槍決的事實。

2007年，黃春蘭的堂妹在一個有關蔣介石的展覽中，在一張親筆寫下死刑判決書中發現黃溫公的名字，家族被剝奪的親緣傷痛被喚起，很多以前不明白、不想提的事，終於有重見天日的機會。



張旖容說，2008年政黨輪替，馬英九上台執政了，同年度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馬英九親中等態度，激起她憤慨，她到陳雲林下榻的晶華酒店抗議，後來也去參加自由廣場的野草莓學運等等，因緣際會在PTT論壇講述阿公的故事，認識白色恐怖研究人員林傳凱，在他的建議下，張旖容到國家檔案局申請阿公的相關檔案，隨後開啟一連串追逐真相的過程。

張旖容表示，申請到的檔案足足有300多頁，有阿公的自白書、筆錄、死刑判決書、遺書、死前死後的照片、死後轉呈給總統確認的公文，以及殯儀館入殮人犯報告等等，證實國家其實是有系統地消滅一個人，「其實當初沒有預料會找到什麼，只是抱持著可以多了解外公的想法，沒想到竟找到這些資料……」因此邊讀邊掉淚。

後來，媽媽與舅舅多次向國家爭取取回阿公的遺書，期間遭受許多挫折，而她也透過投書媒體、寫部落格、參加活動等方式參與，終於在2年後取回。張旖容與媽媽在追尋真相的一路上，站在同一陣線上，有迴以往，找到相處的平衡。

因阿公是生於日治時期的高雄路竹人，張旖容從路竹開始，一路追著阿公的足跡跑，高雄路竹、台南、屏東春日鄉、台北、日本東京等，就像重現阿公的一生。



期間，她探訪了數十名與阿公有過交集的人們，包括中二中的同學林恩魁、陳廷祥家族，了解阿公講義氣，個性烈如火，也從另一個同學葉英杰醫師的回憶錄下，看到阿公曾與日本學生打架的始末，因對方是警察之子，阿公後來被學校退學，到日本唸齒科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被徵召關東軍，到中國東北擔任軍醫，親眼見證蘇聯對人民的殘暴，以及人類為求生存的卑微，直到戰爭結束後才有機會返台，開牙醫診所執業，娶妻生子。

主動自首卻遭控「自首不誠」 蔣介石手諭批改判死刑

張旖容從阿公的自白書中了解，阿公從東北回來後，原本對國民黨政府滿懷希望，但228等事件、白色恐怖時期，讓他相當憤恨，如當初痛恨蘇聯一般，對國民黨也有了不滿的情緒。

後來，阿公在診間被病人盧燦圭吸收進共產黨，上級則是獅甲國校老師朱子慧，不過阿公在了解愈多共產黨，覺得很多理念與自己不符，而且盧燦圭與朱子慧陸續被政府逮捕，他決定舉家搬到屏東春日鄉，擔任衛生所主任醫師，打算徹底斬斷過去的關係，低調過終生；這部分張旖容透過實際採訪盧燦圭與春日鄉衛生所護理師高杏桂獲得證實，幫助她拼湊阿公被抓的前後遭遇。

阿公的自白書還說，後來受到五九黨部聯軍的王金水鼓勵，他主動去屏東縣黨部自首自己曾加入共產黨，領到「自首證」，期間並未供出其他共產黨員，原本以為卸下心中大石，沒想到這份義氣卻換來「自首不誠」，1952年被判15年徒刑，蔣介石手諭批改成死刑，隔年5月20日在馬場町被槍決，僅留下兩顆牙齒、5封遺書給家人。



爾後，阿嬤與媽媽、舅舅、阿姨繼續受到國民黨的嚴密監控，長達40年，而她也將整個探詢的過程，與林傳凱共同執筆《春日的偶遇：白色恐怖、我的阿公黃溫恭與家族記憶追尋》一書。

把愛放在萬事之前 她杜絕將傷痛傳承給下一代

張旖容說，每個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家屬都有面對過去的方法，譬如舅舅剛收到資料的時候選擇不看，媽媽則是一邊流淚一邊掃描存成數位檔案，還有其他二代、三代，都不一樣。張旖容認為，白色恐怖的創傷彷彿像基因，一代一代相傳下去，如同歷史不會消逝，只是受難者後代可以選擇不同方法面對創傷，重新演繹詮釋自己的人生。

而她自己，則選擇透過追尋真相了解始末，「或許以前曾有疑惑，為何媽媽會那樣對待我，可是當我自己成為媽媽之後，我看清楚這是父母與孩子之間，存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因此她使用很多方法，杜絕將自己的傷痛傳承給下一代，這其中便是把愛放在萬事之前。



「我必須說，我現在擁有的資源，已經和媽媽當時的處境不一樣了，所以放在一起比較並不客觀，我也認為寫書並不是為了和解，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完美結局、獲得解答。」



張旖容小檔案
背景：白色恐怖受難者黃溫恭之外孫女
學歷：生物學博士
經歷：《春日的偶遇：白色恐怖、我的阿公黃溫恭與家族記憶追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