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著自由的血液，六四運動者顏柯夫：「有一種鳥被關在籠子裡，牠會撞到死為止。」

顏柯夫。（攝影／黃瑞珍）

我從小就立志當一位畫家、藝術家，政治並不是我的理想。但因為我天生愛自由，以及在黑五類的家庭背景下長大，當時又是個充滿正義感的熱血青年，看到出事了，好像不參加過意不去。接下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物資處處長才兩個多月，事情就發生了。

6月3日，解放軍進城，我們衝到外面攔軍車，等想要回來時，天安門廣場已經被圍起來了。後來進去救人，也不知道他們是死了還是沒死，只能趕快送去醫院。

雖然在6月4日離開了天安門廣場，可是有部分的我們已經注定留在那了。

那是我對共產黨的分水嶺，我並不恨中國，但我不願回去，因為如果我被你統治，那是個恥辱。我性格裡面最強的特徵就是自由，有一種鳥，你把牠關在籠子裡，牠會撞到死為止。

其實，在我來到台灣的頭兩年，常常做惡夢，夢到回到大陸，回到天安門廣場，那是個很痛苦的過程。當你親眼所見，手上摸到血，當下未必知道那個痛，是後來慢慢越清晰，會常常想起在你手上的那個人，現在在哪裡？是死掉還是活著？

顏柯夫畢業於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天性愛自由，在1989年參與了中國六四運動。（圖片提供／顏柯夫）

在香港黃雀行動的幫助下，9月30日成為我的重生日──他們跟我約好時間、地點，出錢找「蛇頭」，找好漁船，從珠海拱北帶我偷渡出去，過程回想起來，像是演電影一樣。

到了澳門外海的一個小孤島「氹仔島」後，我被安排住在青洲的聖類斯中心，那是天主教收容精神障礙者的慈善機構，就在那住了兩三個月。那段期間，香港救總（原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將我們的資料送到聯合國難民署，並分發到各個大使館，經過幾個面試後，我最後選擇了台灣。

當時台灣的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給我一筆錢：兩千塊美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錢。我用來買了生平第一個隨身聽，放卡帶的那種。那時候印象很深，正好聽到童安格的走在忠孝東路（歌詞出自〈讓生命等候〉，1989），開始每天唱，幻想忠孝東路是什麼樣子，那也是我認識台灣的第一個地名。

那幾個月感覺前途茫茫，畢竟大學剛畢業，本來要去工作，結果人生完全不一樣了。不過離開的時候其實滿風光的，是由澳門特警送我上飛機到香港，到了則是香港特警來接，我永遠記得那一幕，心想，「放心了，知道前途有了，有看到點希望了。」搭上華航，到了台灣，一下飛機就有人喊著：「歡迎回到自由中國。」

剛到台灣時的顏柯夫。（圖片提供／顏柯夫）

雖然救總有提供20萬台幣的安家費，但其他就得靠自己。決定不繼續念書後，我看報紙找了第一份工作：三溫暖的服務生。本來不知道三溫暖是什麼，做了三天才知道，原來是這樣！不做了、不做了。後來的工作就慢慢回到本行，做媒體美術、做雜誌、做設計，做過最有意思的雜誌就是《Play Boy》。

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故事，救總一來就給我們兩萬台幣去買衣服，結果我去以前在西門町的來來百貨，買了一套訂製西裝，錢就沒了，還被說：「你怎麼那麼奢侈啊！」我們根本沒有台幣大小的概念啊！

示意圖，圖為1979年剛開幕不久的來來百貨。（圖片來源／網路）

在媒體打混多年，但我畫畫的那個夢沒有變。後來回頭一看，唉唷！50歲了，不能再混囉！就下定決心轉型，辭掉工作，我要實現做藝術的夢，一步步辦畫展、駐村；也慢慢沉澱下來，找回喜歡爬山、喜歡大自然的天性。每當回到山裡，就有一種安寧感，我真真實實的做自己、生活。

我想表達的是，把自己的藝術跟生命結合在一起，也是種幸福。

我現在的成果不是因為六四，而是因為我的天性，才會去參加六四，所以如果要講我的藝術創作跟六四有何關連的話，我覺得是藝術拯救了我，療癒了我。

爬上北大武山的顏柯夫。（圖片提供／顏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