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式政治經濟的整體邏輯中,台美關稅稅率15%並不是優惠,而是一種風險被管理後的價格。資料照,路透社
美國商務部剛剛公布「重振美國半導體製造領導地位」的台美貿易協定,這表面上是一項涉及關稅、投資與供應鏈合作的經貿安排,但若僅以產業政策或貿易利益加以理解,將嚴重低估其政治經濟上的制度創新。更精確地說,這份協定所呈現的,是一種以不確定性為治理工具的國家權力形式,也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在第二階段的制度化版本。協定中最具代表性的設計,是對台灣商品設定「關稅稅率不超過15%」的上限。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項對盟友的讓利安排;但若放入川普式政治經濟的整體邏輯中,15% 並不是優惠,而是一種風險被管理後的價格。其核心功能不在於降低關稅,而在於界定最壞情境的邊界。
台積電logo。資料照,路透社
在傳統貿易政治中,關稅是一種價格工具;但
在「美國優先」的治理邏輯下,關稅被重新塑造成一種風險管理與行為引導機制。對跨國企業而言,真正影響投資與產能決策的,往往不是關稅本身,而是關稅是否可能隨政治情勢快速升高、是否存在不可預期的政策斷崖。「不超過15%」的真正意涵,在於美國願意為特定行為提供一個可預期的最壞結果——前提是,企業必須接受美國所設定的投資與生產條件。這也意味著,最高15%並非無條件適用的稅率,而是一種交換後才成立的制度承諾。它只對那些符合美國期待的行為有效,而這些行為的核心,正是台灣半導體產業在美國的投資義務。
事實上,
與關稅條款同等重要、甚至更具結構性意義的,是協定中對台灣所設定的明確投資責任。台灣被期待透過半導體與高科技企業,對美國進行大規模、長期、不可逆的資本投入,包括先進製程、研發設施、產業聚落與相關供應鏈節點。這並非單純鼓勵投資,而是一種被制度化的投資義務。
台灣的投資未來將不再是市場選擇,而是被納入美國國內法與國安邏輯之中的一部分。圖為晶圓。資料照,李政龍攝
這些投資義務具有三個關鍵特徵。第一,它們是具體且可被行政審查的。投資金額、設廠地點、建廠進度與產能規模,並非企業自行宣示即可,而是成為關稅待遇與免稅配額的前提條件。第二,它們是時間綁定的。在建廠期間、完工之後,不同階段對應不同的進口待遇,意味著企業必須持續符合美國的政策期待,而非一次性履約。第三,它們是結構性鎖定的。一旦高階製程與關鍵研發節點在美國落地,企業在全球產能配置上的回旋空間將顯著下降。正是在此意義上,台灣的投資不再只是市場選擇,而是被納入美國國內法與國安邏輯之中的一部分。投資成為一種義務化行為(obligated investment),而非純粹逐利行為。台灣半導體企業表面上仍是自主決策的市場主體,但其可行選項,已被美國制度性地重塑。
這也解釋了為何 Section 232 在此扮演關鍵角色。它不再只是國安名義下的懲罰性關稅條款,而是一套高度精細化的「行為定價機制」。是否投資、投資多少、是否如期完成,直接轉化為不同的有效關稅結果。關稅在此不再是事後制裁,而是事前治理。
2025年3月3日,總統川普(右)在白宮召開記者會,宣布台積電將新增投資美國1千億美元。路透社
這種治理模式,也是當代長臂管轄或境外治理(extraterritorial governance)的展現形態。美國不再只是將本國法律向外延伸、在違規後追究責任,而是透過制度設計,提前塑造外國企業的決策環境。治理的對象,不是國家主權,而是企業行為;治理的手段,不是命令,而是風險配置。這與過去美國 FDA 在因應中國大陸三聚氫胺食安風暴外溢到全球食品及藥物原料供應鍵的風險治理時,依據 《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針對出口至美國的外國食品生產加工設施是否合規所作的境外查廠,並依此核予市場准入,在治理邏輯上異曲同工。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長臂管轄刻意繞過了傳統的主權—主權互動。協定雖以國家名義簽署,但實際被治理的對象,並非台灣政府,而是台灣的半導體企業。美國的權力主要不是透過外交施壓,而是直接嵌入企業的董事會決策、財務模型與風險評估之中。長臂不只伸向他國領土,而是伸進受他國企業的內部計算。他國政府—如台灣—在其中扮演的,反而是輔助性的協調角色,以及提供打造產業聚落及生態系的政策支持。
其政治經濟效果,不是強制,而是去選項化(de-optioning)。企業理論上仍可選擇不赴美投資,但在高度不確定且可能急遽升高的關稅與國安風險下,這個選項逐漸失去實際可行性。透過制度設計,美國讓「不投資美國」這一選項在理性計算中自動退場。
對台灣而言,這揭示了一個結構性困境。半導體產業因其高度集中與不可替代性,成為最容易被納入長臂治理的對象。台灣不是因為太弱而被整合,而是因為太重要、太有價值而無法保持距離。市場仍然運作,但產業策略與政策想像空間,已被提前寫入美國所設定的制度邊界。
總結而言,台美貿易協定的關鍵,不在於15%這個數字本身,還有在晶片及科技產業的2500億美元企業投資及台灣政府提供的2500億美元信貸擔保,更在於它所代表的治理轉向:不確定性被制度化,投資被義務化,而企業行為成為國家權力運作的主要場域。這正是「美國優先」在當代國際政治經濟中最成熟、也最值得嚴肅對待的形式。
本文取自臉書,經作者同意刊登,原標題《台美貿易協定中的不確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