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鄭習會」刻意屏蔽的事：誰的和平？誰的框架？

4月10日，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鄭習會」被包裝為一場以「兩岸和平」為核心的高層對話，從表面來看，這樣的互動似乎為降低衝突、促進理解提供契機；然而，若從權力結構、中共對台政策的長期脈絡，以及統戰運作的邏輯加以檢視，「鄭習會」所傳遞的訊號，恐怕遠非單純的和平善意，而是一場高度政治化的戰略操作。

首先，必須回到一個根本問題：「兩岸和平」究竟由誰定義？在此次會面中，雙方共同強調「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作為政治基礎，這本身就揭示了北京對「和平」的前提設定。對中共而言，「和平」從來不是建立在主權對等或制度互相承認之上，而是一種以「一中原則」為核心、以最終統一為目標的政治語言；換言之，這是一種「有條件的和平」：台灣若不接受其政治框架，所謂的和平便不復存在。

在此情境下，鄭麗文以台灣最大在野黨領袖身分與習近平會面，並在公開論述中多次呼應中共的政治基礎與歷史敘事，尤其是套用中共既有的話語體系，特別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岸命運共同體」等語彙，依附在中共長期對台統戰與認同建構的核心論述，這些語言出在台灣主要政黨領袖口中，鄭主席猶如習近平的發言人般，淪為中共對內、對外的宣傳樣板，一種「台灣主流政治力量支持中共的和平發展敘事」，實在讓人搖頭。

其次，從制度與權力的角度來看，「鄭習會」延續的是中共長期以來「繞過台灣政府、逕自聯合『愛國統一力量』」的對台策略，從2005年的「連胡會」到後來的「馬習會」，再到各類國共論壇與智庫交流，中共始終善於透過非官方管道，與特定政治力量建立互動關係，其核心目的在於削弱台灣民選政府的代表性，並在台灣內部塑造一條「可主導的兩岸路線」，使其具有兩岸共同協商的政治象徵，「鄭習會」符合了中共對台統戰的價值。

在這樣的脈絡下，「鄭習會」無需任何具體成果，只要扣緊中共想要達到的政治效果即可，當鄭麗文提出恢復兩岸協商機制、強化國共平台、在「政治互信」下拓展台灣國際空間等主張時，這些看似務實的建議，其實都隱含一個前提：「台灣需先接受北京設定的政治條件」，這不僅將兩岸互動的主導權讓渡給對方，也可能在國內形成對「降低衝突」的單一想像，而忽略其背後的制度性代價。

再者，必須將此事件放入當前中國內外戰略調整的背景中理解，中國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國際圍堵升高，以及對台軍事施壓的邊際效益逐漸遞減，北京近年來更傾向採取「軟硬並進」的複合策略，一方面持續透過軍機繞台、灰色地帶行動維持壓力；另一方面則透過經貿讓利、文化交流與政治互動，釋放「有中共定義下的和平敘事」，這種「胡蘿蔔與棍棒」並行的策略，其真正目的在於影響台灣內部輿論與政治選擇，使部分民意傾向接受某種「低衝突但高依附」的兩岸關係模式。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見面是否有助於和平」，而在於「這樣的見面是在何種權力結構下進行」。如果兩岸對話建立在對等、透明，並經過民主程序授權的基礎上，當然值得肯定；但若是在權力高度不對稱的情況下，由在野政治人物單方面與威權體制領導人進行政治性互動，且其內容缺乏制度監督與社會共識，那麼其潛在風險顯然遠高於象徵意義。

更進一步而言，台灣的安全從來不是建立在個別政治人物的「善意溝通」之上，當前台海之所以能維持相對穩定，關鍵在於區域權力平衡與民主陣營的嚇阻，國民黨將「和平」寄託於對台灣有軍事野心的政權，不僅過於天真，也可能在無形中削弱社會對結構性風險的警覺。

總體而言，「鄭習會」若僅停留在象徵性交流，或許可以被詮釋為某種善意互動；但若進一步嵌入中共對台統戰與話語建構之中，其潛在政治效果與風險則不容低估。對台灣而言，真正需要的不是在中共施壓下「有條件的和平」，而是在民主與自主基礎上，強化國防實力來維護可持續的安全與穩定，唯有如此才是「實質的和平」。

作者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海基會顧問、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