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顎裂、自殺、燒燙傷…羅慧夫醫師用愛，為台灣人生命傷口清創

羅慧夫醫師。（圖片來源／羅慧夫 NCF Facebook）

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的經濟復甦仰賴於美援或國際組織的幫助，臺灣也不例外。其中，平均每年一億美元的美援挹注，有效穩定民生、抑制飛漲的物價；在社會救濟方面，由於政權更替、行政效能孱弱，原有系統一直無法發揮穩定功能。因此，臺灣在美援時期有一半的物資並非透過政府單位分送，而是由教會團體等民間組織執行資源配給。

許多外籍宣教士在此時藉由美援推動社會救濟，來臺推動新一波的宣教。其中，大半生都在中國宣教的夏禮文，抵達臺灣後積極為岌岌可危的馬偕醫院奔走募款，但年邁的夏禮文夫婦終不敵健康狀況，必須回美靜養，於是他寫了一封信回美國教會，徵求年輕醫師到臺灣接手馬偕醫院。這封飄洋過海的求才信，最後落到當時 32 歲的外科醫師羅慧夫手上。

28 天後，羅慧夫一家 4 口抵達了臺灣。當時是民國 47 年，由於執政當局仍舊以反攻大陸為國家目標，公共醫療衛生計畫鮮少獲得經費支持，醫療單位長期無法進行修護，各項器材、藥品嚴重缺乏，硬體機能盡失。羅慧夫曾笑說，當時開刀房所用的「最先進的科技」是大冰塊磚搭配電風扇，為了避免體溫太高，有時還會墊一塊紗布，直接把冰塊放在病人肚子上。

羅慧夫醫師對台灣貢獻良多。（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為小兒麻痺疫苗奔走，開啟「燒燙傷中心」先河

再克難的器材設備及醫療環境，於羅慧夫口中彷彿都可以一笑帶過，但其中肯定不包括 40、50 年代臺灣社會揮之不去的夢魘──小兒麻痺全島大流行。當時逢美國政府決定改用口服的小兒麻痺疫苗，羅慧夫積極奔走，尋求美國教會協助，將美國剩餘的沙克疫苗運至臺灣，在島上展開第一次疫苗接種治療；並於馬偕創設「小兒麻痺重建中心」，為家貧的孩子訂做輔具，教導他們練習穿戴支架、鐵鞋，並且設置露天學校，讓他們不至於失學，且出院後可以與常人一般站立行走。時移至今，小兒麻痺早已經在臺灣完全根除，隨著病症的絕跡，重建中心亦於民國 60 年走入歷史。

羅慧夫改革臺灣醫療環境的腳步從來沒停過。他陸續引進各種醫療措施，並在臺灣開創了第一個加護病房、第一個燒燙傷中心等。「別人不願意做的，羅醫師就撿起來做。」這是許多人對他的印象，而這「別人不願意做的」，包括民國 40、50 年代的燒燙傷醫療服務。因為燒燙傷患者的治療與照護需耗費大量的人力及藥物，再加上醫療資源不足，且勞保對燒燙傷病人的給付僅有成本的十分之一，當時的馬偕醫院行政副院長張錦文也耿直的說：「這是醫院最不賺錢的業務，做了一定賠錢，這是為什麼許多比馬偕規模還大的教學醫院，遲遲不設燒燙傷病房的原因。」

民國 57 年，臺灣第一個燒燙傷中心在馬偕成立，且設置燒燙傷示範病房，積極協助其他醫院引入這套流程，更提供資金，希望各大城市設立燒燙傷中心，為病患爭取最好的治療時效。之後的 10至20 年間，臺南海軍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也都接受過馬偕醫院的燒燙傷醫療專業協助，後來馬偕臺東分院成立，也設立了燒燙傷中心，自此北、中、南、東部都有了燒燙傷病房，臺灣的燒燙傷醫療網算是初具雛形。

羅慧夫在臺灣開創第一個加護病房、第一個燒燙傷中心等，積極改善台灣醫療環境。（圖片來源／馬偕紀念醫院官網）

創立「自殺防治中心」、「生命線」，架起捍衛心靈的救援大網

民國52年，「臺北美軍招待所」設置於中山北路與民族西路口，周邊的八大行業隨之興起，一間間名為酒吧，實為妓院的店家門口，常能望見許多年輕女孩清秀的臉上粉搽得煞白，被美國大兵摟著。「她們大部分是被鄉下的窮爸媽賣到臺北來『洗碗』，他們不知道那是城市人的謊言。」隨羅慧夫來臺的妻子白如雪說，許多吃安眠藥自殺、被送到馬偕急診室的吧女們，各自有著悲傷的故事。

羅慧夫心疼那些在身、心、靈遭受折磨的病患，依照《聖經》上所說，我們應該給患者「全人」的醫療──不只是醫治有形的身體病痛，還要照顧病人的心靈。於是，民國 58 年，他促成馬偕與臺大醫院精神科的合作，成立亞洲首創的「馬偕自殺防治中心」，針對自殺倖存者，提供社工、宗教、心理醫學等專業。

不到半年，馬偕再成立「生命線」，工作人員一旦發現有自殺意念者即會找他們面談，或轉介由專家協助；若已經採取行動，則緊急聯絡電信局、警局，與鄰近醫院尋找自殺者，盼可即時挽回生命。繼馬偕生命線之後，高雄生命線及救國團張老師專線在半年後陸續成立。如今，生命線的服務在臺灣已近半個世紀，24 小時不間段的電話輔導，已成為臺灣人心靈的急救站，迄今共累積逾 400 萬通的電話服務，儼然成為強化社會安全網的第一道防線。

生命線的服務在台灣已近半世紀。（圖片來源／新北市生命線Facebook）

不信宿命論，一針一線縫補唇顎裂與生命缺口

或許是因為不忍，羅慧夫後來選擇唇顎裂作為一生鑽研的領域，「在臺灣那個年代，大家都覺得生下這樣的孩子，能活著是幸運，活不了是他的命。」羅慧夫顱顏基金會資源開發部主任陳依伶說，早年若生出俗稱「缺嘴」的唇顎裂患者，家長往往將病因歸罪於孕婦懷胎時犯了沖，受到報應，使這些孩子帶著缺陷、詛咒和自卑感長大。

當時臺灣除了醫療資源匱乏，也沒有專門執刀唇顎裂手術的外科醫師，甚至連羅慧夫自己都沒都把握，他曾說：「剛到臺灣時，我就發現我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可以做這種手術，我想如果貿然開刀，結果會更糟。」

於是他返回美國密西根百特歐斯醫院，專心研習唇顎裂手術技術，並於民國 55 年返臺，成立臺灣第一個「唇顎裂中心」。為了幫助貧窮的唇顎裂家庭接受手術及矯治，他到扶輪社、教會募款，作為補助醫藥費用的基金，並且四處造訪臺北市的小學，尋找唇顎裂兒童，替他們開刀，此後便一針一線的為成千上萬名孩子縫補生命缺口。

開刀示意圖。（圖片來源／Unsplash）

從改革到開創，傾力培育臺灣醫療人才

民國 65 年，羅慧夫決定離開馬偕醫院，轉戰長庚。他在過去 17 年所引進的大小改革，將原先風雨飄搖的馬偕醫院，樹立成國內高標準的醫療典範，更為臺灣的醫務管理、醫療技術現代化、醫療專業人才培育等各方面奠定良好基礎。

從馬偕一路走到長庚，羅慧夫原本的改革者角色轉變為開創者。他善用人脈與資源，將臺灣許多優秀的年輕醫師送出國、學習專科技能，當時參與顱顏中心團隊的語言治療師吳咨杏曾受羅慧夫協助，前往國外進修，她受訪時回憶，羅慧夫尊重每個團隊成員的專業，不僅無私投入心力栽培後輩，當學生帶回新的專長時，羅慧夫都可以將學生視作老師，沒有一點身段和架子，只有對於專業的重視。

羅慧夫曾在訪談中說：「這個世界進步又快、又新奇，但我只有一雙手、一天只有 24 小時，我選唇顎裂修補作為專業，就要做到最頂尖，需要專心。其他領域的專業必須讓別人來，當你有許多年輕醫師跟著你，你達不到的夢，他們可以替你實現。」數十載的勤懇耕耘終於結出碩果。80、90 年代，羅慧夫率領一群子弟兵，出席各種國際醫療會議，讓臺灣顱顏整形外科專業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羅慧夫個人亦於民國 83 年獲頒國際整形外科的最高榮譽「麥林尼克獎」（Maliniac Lecturer）。

視病如親，以病人利益為優先落實專業分科

羅慧夫對各項專業的敬重，後來發展為如今對臺灣醫療影響至關重要的「專業分科」系統。民國 76 年，長庚醫院「顱顏中心」成立，是臺灣第一個落實專業分科、講究科技整合的全人醫療服務團隊，不只有顱顏外科、神經外科、矯正牙科、耳鼻喉科、眼科、麻醉科，還有社工員、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等專業人員。「當時許多醫院都說自己有團隊治療的概念，但事實上科別設置還是分開的，而長庚醫院具體的做到了。」吳咨杏說：「羅醫師事事以患者的最大受益為優先，影響了我日後面對醫療工作的價值觀。」

從此之後，抱著唇顎裂寶寶的父母，不用在醫院大樓各樓層到處奔波。顱顏中心有專科醫師解說手術方法、嬰兒餵養方式；有社工員傾聽父母的問題，還有外國老醫師羅慧夫漾著酒窩，用臺語親切的說：「上帝知道你們是特別有愛的父母，所以給你們一個特別的囡仔來照顧。」焦急的父母來到這裡，便能感到安心與慰藉。

成立基金會，打造「全人醫療」環境

民國 78 年，羅慧夫來臺滿 30 年，他捐出多年積蓄 300 萬臺幣，成立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幫助育有唇顎裂寶寶的貧窮家庭接受良好的醫療及諮詢。「早期基金會的工作以經濟扶助為主，當初沒有全民健保，完整的手術與矯正費用對貧窮家庭來說是一筆鉅額負擔。」陳依伶說，除了經濟補助，基金會亦透過與長庚醫院合作，持續向政府機關建議、申請，使納入健保給付的唇顎裂手術與矯正治療的服務項目逐年增加。

只是，這對羅慧夫來說依然不夠。「羅醫師不是一般的醫生，他不只關注能為患者的病痛做什麼，而是進一步思考，他所做的事能為病人的生活、生命的幫助在哪裡？還有什麼是可以做的？」憶起過往，陳依伶道出羅慧夫對於基金會的期許──完成醫療體制內沒有辦法完成的事情。「我們很努力打造羅醫師心中的全人醫療。」陳依伶說明，除了經濟補助，基金會成立 5 年後便擴大編制，雇用專業社工師、臨床心理師，以及語言治療師等，共同耕耘於家長及大眾的觀念教育。

當孕婦懷有唇顎裂胎兒、個案通報時，社工會隨即介入，而後依據不同年齡層，分別對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服務，包括諮商會談、團體治療與聯誼活動，過程中幫助患者和家長學習打從心裡接納自己與孩子， 「家長的眼光和行為是騙不了人的，輔導與會談是希望讓家長先處理好自己的情緒，才有辦法以健康的心態陪孩子走過這條路。」家庭也透過活動相互連結，無形間建立起小型的社會支持網絡，「現在還有家長在 Facebook 成立社團，當孕婦產檢發現有唇顎裂寶寶、通報至基金會時，很快就會被加入社團。社團裡，有人分享經驗、有人會安慰他們，營造自助助人的氛圍。」

羅慧夫創立顱顏基金會，幫助唇顎裂患者。（圖片來源／羅慧夫NCF Facebook）

「民國 80 年代，政府欲修訂優生保健法，基金會邀請各界賢達和醫師，共同召開公聽會，希望當局不要將唇顎裂胎兒列為合法引產的對象，因為唇顎裂是可以透過手術治癒的。」陳依伶說， 還好過去數 10 年臺灣在經濟起飛時，民眾教育程度提升，對於知識的接納度較高，讓基金會的長期倡導有了成效。「衛生署因而修改優生保健施行細則，唇顎裂兒的生命得以受到尊重，大眾對於唇顎裂的觀念也出現正面轉變。20 年前我剛進基金會時，孕婦照超音波若發現寶寶有唇顎裂，有超過 5 成的家庭會選擇引產，現在則慢慢下降至 3 成。」

從臺灣到海外偏鄉：複製成功醫療模式，傳承技術也改善病人生活

也因為臺灣基礎建設趨於完善，且經濟發展日漸成熟，導致國內勞動成本上揚，再加上政府陸續訂定環保相關法規政策，驅使本土製造業向海外尋求成本較低廉的生產工廠。因此，許多臺商前往積極推動經濟改革開放的越南，「當時，一名時常往返臺灣和越南 2 地的臺商，有次回來時，看到新聞正在播有關基金會的報導，想到越南有很多唇顎裂的小朋友，便找上我們。」陳依伶說。經過實地考察與評估後，基金會認為國內的業務與服務已穩定運作，於是決定發展國際援助方案，第一站便從越南胡志明市起步，同時向社會大眾宣告，並邀請臺灣民眾支持基金會的海外義診行動。

「退休後回美國的羅醫師，常常帶義診團到東南亞國家，剛開始是了解各國政策及唇顎裂的醫療情況，但後來發現，那邊根本沒有醫師可以做唇顎裂手術。」踏上東南亞開發中國家，彷彿來到早期的臺灣──看病沒有健保給付，一次手術要花上工人數月的薪水，出生貧窮家庭的唇顎裂患者幾乎付不起醫療費；就算好不容易籌到了錢，當地也沒有懂唇顎裂手術的醫師，病人根本無處投醫。而專業醫療人員與技術貧乏，是國際發展的第一道難題。

「每次出國義診，基金會帶的不是實習醫生、住院醫生，而是資深的主治醫生，因為羅醫師常說：『出去不可以亂開刀，我們要讓這些孩子像我們臺灣的孩子，得到一樣的醫療照顧，不能因為他們比較貧窮就隨便做。我們要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技術，讓這些孩子得到很好的結果。』」

然而，為期一週的海外義診，扣除交通往返，工作時間只剩下 5 天，能做手術的時間真的不多。基金會不斷思考還有什麼是可以做的。「我們應該要仿照羅醫師當年培訓臺灣年輕醫生的做法。」陳依伶說，羅醫師早年培年訓一批又一批的年輕醫生，才讓臺灣的顱顏醫療站上世界頂尖，「當初羅醫師盡可能將自己的專業傳承給臺灣，為何我們現在不傳承給海外的醫生呢？」 於是，民國 89 年，羅慧夫顱顏基金會與長庚醫院合作，啟動海外醫師種子培訓計畫。

「海外醫師來臺灣不只是學習手術技巧，就連門診時也要站在旁邊觀察，看臺灣醫生怎麼與患者溝通、怎麼診斷；還可以看到各科別如何照顧患者。」除了醫療場域的學習，基金會還安排海外醫師參與唇顎裂兒的大型聯誼活動，「對醫生來說，他們看到開刀房那些臉孔時，其實沒有辦法想像這群人離開醫院是怎麼生活的。」

以菲律賓來說，當時的菲律賓就像是走在臺灣過往的歷史軌跡上，基金會也相信，若循著路途走來，今日的臺灣將會是明日的菲律賓。因此，民國 95 年，一名菲律賓醫師回國後的隔年，便成立了羅慧夫顱顏基金會菲律賓分會，一直到現在，仍持續嘉惠菲律賓的唇顎裂患者。

來自菲律賓的 Dax 在臺灣長庚醫院顱顏外科受訓。（圖片來源／羅慧夫NCF Facebook） 

成功的模式可以被複製，且能持續擴大。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將助人的觸角伸向海外，包括東南亞的越南、柬埔寨、菲律賓，遠至巴拿馬、南非、坦尚尼亞、肯亞等都曾有羅慧夫所帶領的義診團足跡，不僅提供必要的知識、技術轉移，同時連結相關臺商資源以補助患者的醫療費用，協助捐贈舊型醫療器材等，藉以培訓更多海外的顱顏醫療專才。「目的是讓發展中國家學習團隊醫療模式，回去後透過聯合門診，或者掛牌成立顱顏中心，為他們國家的患者提供完整的醫療服務；再下一步，就是成立基金會。這個模式在臺灣相當成功。」

「如同聖經上說的，一粒麥子死了，可以結出更多子粒來。50 多年來，羅醫師就在做這件事，不斷幫助跟隨他的人成長、茁壯，甚至期許做得比他更好。讓每個人都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陳依伶說，基金會從成立至今，已為國內外近 2 萬名貧因顱顏患者及其家庭提供生理、心理及社會適應等全人醫療服務，嚮往著未來有一天，臺灣及國際社會能真正理解唇顎裂並非殘缺，因為有位深耕臺灣的美國醫師羅慧夫曾說：「可以彌補的，就不再是缺陷。」

文章出處：NPOst 公益交流站